全球化下非傳統安全、集體身份與國家利益的互動關係 作者：翁明賢 淡江大學副教授、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 吳建德 樹德科技大學副教授

1. 全球化下非傳統安全、集體身份與國家利益的互動關係全球化下非傳統安全、集體身份與國家利益的互動關係 作者：翁明賢 淡江大學副教授、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 吳建德 樹德科技大學副教授 講授者：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李銘義

2. 非傳統安全威脅－SARS • SARS是一個新的傳染病，人類從來沒有跟它產生互動關係，又由於它的傳染率極高，而治療方式又不確定，遂引起人類心理上極大的恐慌。而兩岸之間也因為SARS的傳佈及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互動過程中，由於觀念認知與實際主權觀上的差異，造成兩岸之間的相互敵意與互不信任感，若從國際關係理論上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角度去思考，很難得到一個完整的詮釋，因為兩岸並非基於傳統安全威脅所引起的抗爭，而是因為一種非傳統安全威脅－SARS所造成的互動結果。

3.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一種論述國際政治的理論研究方法，從假定國際體系中的「觀念分配」，尤其是文化分配開始，再考慮物質力量可以扮演的因素，而非反向行事。換言之，建構主義論述的本體論著重於觀念的分配，透過國家行為體的互動實踐過程，形成「共有知識」（或稱文化結構），進而影響國家的「身份」和「利益」。所以，國家行為體的相互實踐活動發生變化，觀念也隨之改變，國際體系與結構也會發生變化，而其「身份」與「利益」也會調整。

4. 「傳統」與「非傳統」威脅 • 傳統安全問題，基本上涉及到「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事務，以軍事威脅（工具）為主，也跟國家主權的行使具有密切關係，涉及到主權國家間的零和遊戲。但是，全球化下安全環境面臨「傳統」與「非傳統」威脅，已經是凌駕主權的範疇，非一種零和遊戲，可能有共同安全利益的需求，非單一國家可以應付與解決，是故，非傳統安全威脅影響社會互動，進而牽動身份、利益的改變。

5. 文化結構的變化 • 國家行為體在未進行社會實踐過程時，基於何種經驗認知來進行互動？換言之，此種經驗必然會指引行為體的初級互動階段。行為體的互動層面可區分為：行為體內部、行為體之間，行為體與國際體系第三種，若行為體與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因非傳統安全緣故，不涉及主權問題，或單一主權國家無法因應之情況，會引起文化結構的變化 。

6. 現實主義學派 • 現實主義學派的一貫論點包括以下六項：1.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2.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衝突的，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生存國家不可避免的將以自己的能力在國際間進行權力鬥爭；3.每一個國家均擁有合法的主權；4.國際社會中的國家是單一的行為體，其外交與國內政治完全區隔；5.國家是理性行為者，其決策是根據利益的最大化。權力是解析、預測國家行為的最關鍵概念。

7. 新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瓦茨 • 新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瓦茨(Kenneth N. Waltz)則從國內政治結構的角度觀察而指出：1.國際政治體系結構非科層節制的組織，存在於無政府狀態，2.國際體系的成員不是依功能來區分，無隸屬關係，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維持平等與相互協調關係；3.在體系構成員的能力分配方面，無政府體系中的構成員（國家）其功能上並無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在於能力的多寡而定。換言之，「國際體系是一個不存在科層節制的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特性下，構成員（主要是國家行為體）之間權力、能力、地位的改變，將造成體系結構的改變，而體系結構的改變也會影響構成員的行為和互動關係」。

8. 施動者(agent)和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過程 • 溫特強調施動者(agent)和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過程，亦即施動者的互動形成了「結構」，而此結構又反過來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進而指導「施動者」的行為，亦即各項政策的產出（請參看圖9-2）。同時，建構主義使用互主性(inter-subjective)的概念來表示行為者與其他行為者、社會結構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易言之，行為體並不存在預先既定的屬性，其屬性是在與其他行為體的相互關係中建構而成，並因為此種相互關係的變化而改變。

9. 三種無政府狀態的文化 • 溫特認為雙方（行為體）一旦進行互動，會產生一些「觀念」，並且使得雙方共同擁有這些觀念，進而形成一種文化，而且文化結構會因為互動性質的不同，形成三種無政府狀態的文化，包括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下，行為體相互敵視、相互殘殺，行為體的實踐活動特徵為「改變現狀」，洛克文化則承認行為體的相互生存權利與財產權利，行為體間關係之特徵為「維持現狀」，而康德文化的基本特徵為：國家之間互為朋友的體系文化，是一種安全共同體，一種非暴力和互助的狀態。

10. 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利益 • 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利益有如下四個特性：1.國家利益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決定國家的對外行為準則；2.國家要根據其能力為標的來追求其利益；3.實際主義和權力為國家利益的基礎；4.外交決策要用權力的標準去估量，而不能使用一般的道德觀念或個人的道德標準來評準。至於國家利益的構成要素則可簡單區分為國家領土、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國家發展、國家穩定與國家尊嚴等，包括主觀的國家利益內容與客觀情勢的利益。

11. 建構主義學者費爾摩(Martha Finnemore) • 建構主義學者費爾摩(Martha Finnemore) 則反對傳統安全研究學者的不同假設：國家需要權力、安全和財富，但是，她認為「權力」與「財富」是手段，並非目的，國家必須決定用它們做什麼？利益是透過行為體的社會互動而建構的，而且是由國際社會共享的「規範」和「價值」所塑造的。換言之，依據國際上公認的規範(Norm)與理解(understanding)所型塑的語境(context)，進而影響決策者和大眾的行為，同時此規範的語境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也會引起體系層面上的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的相應轉變，亦即國家通過「國際組織」，接受新的「規範」、「價值」和「利益」觀念而社會化。

12. 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 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或是新安全威脅（New Security Threat, NST）是指人類社會過去沒有碰到，或很少見過的安全威脅，基本上是指近幾年逐漸突出，發生在戰場以外的安全威脅

13. 學者Schultz描述非傳統安全 • 學者Schultz描述非傳統安全為：「一種複合體，包括多層次的威脅來源－內部的、區域的與跨國性威脅發展，而暴力的產生不僅透過傳統的物質力量，還包括經濟、環境與社會力量。」

14. 非傳統安全 • 1.非傳統安全是指冷戰後新出現的，次於軍事安全的重大安全問題，例如經濟、金融、資源、人道等問題；2.因為區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界線不在於「原因」，而在於「結果」。換言之，引起軍事衝突的安全威脅是屬於傳統安全的內涵，其他則居於非傳統安全；3.兩者觀點的相對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一些非傳統問題因為時間的發展與其事態的性質，可能會形成傳統安全問題。

15. 全球化是一個發展歷程 • 學者湯林森（John Tomlinson）所言，全球化是一個發展歷程，係指世界上各種社會、文化、機構與個人之間，複雜關係快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而此種過程包括某種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同時，此種過程也會擴展各種社會聯繫，把制約吾人日常生活的各種關係從本土範圍擴展到了全球各個地方

16. 英國學者紀登斯根據此化約為「風險」 • 英國學者紀登斯根據此化約為「風險」（risk）的觀念，他認為：「在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危機，其威脅的程度和來自外來的危險相當，甚至有過之」[1]。 同時，人類的風險可以區分為：1.外在風險（external risk）：危險來自於傳統自然界；2.人為風險（manufactured risk），指人類了解世界愈多，由知識的衝擊所形成的風險，基於全球化的影響日益加劇，例如，人類擔心來自外在自然而降的風險，包括農作物欠收、洪水氾濫、瘟疫與飢荒，但隨著時代的進展，人類不擔心自然能對我們怎樣，反而應該擔心我們對自然做了什麼。

17. 全球化 • 在全球化下，人類同時面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除了軍事層面的威脅以外，環境問題、自然資源短缺、外來移民、恐佈主義、非法移民、貪瀆與走私、毒品氾濫與疾病傳佈等，都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正常運作與發展

18. 傳統安全觀無法解釋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安全議題傳統安全觀無法解釋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安全議題 • 1.傳統安全觀無法解釋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安全議題，如金融安全、網路病毒、環境污染及傳染問題；2.一些傳統安全威脅的破壞性甚至比傳統安全威脅還要大，安全的發展已從維護人的安全，走向社會安全與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3.傳統與非傳統的交織問題，一方面非傳統安全可能演變成傳統安全問題，例如中亞、非洲水資源的爭奪，可能會走向軍事衝突的結果，或是傳統安全的解決工具也會被運用來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美國政府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

19. 1997年亞洲地區爆發了金融風暴，已開始了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危機1997年亞洲地區爆發了金融風暴，已開始了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危機 • 相對於傳統安全以因應軍事威脅為主的思考，非傳統安全威脅不管是型態、內涵、發展過程，及其行為體的多元化，都比傳統安全威脅更難以因應。同時，非傳統安全問題並非21世紀才成為人類關注的議題，主要是因為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主義攻擊事件後，人們才警覺傳統安全參雜非傳統安全的衝突型態的複雜性，必須要有「非典型」的安全思維才得以因應。事實上，早在1997年亞洲地區爆發了金融風暴，已開始了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危機。這二個重大事件代表著人類對抗非傳統安全的重要實例

20. 美國的反恐政策 • 其次，美國的反恐政策有下列四個要點，1.不對恐怖份子讓步、不與之談判；.讓恐怖份子接受司法審判；3.採取孤立壓迫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以改變其行為；4.對於那些支持美國反恐行動的國家給予必要的協助，藉以提昇其反恐力量。[1]另外，透過此種盟國的支持能夠更有效的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因為，一方面基地組織在很多國家中都有其聯繫組織，透過盟國的政、軍力量能更有效地打擊其本國境內的恐怖主義活動，另一方面，本國在發現敵人並防止其突然襲擊方面有更多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有更好的理由來打擊恐怖主義

21.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法律及安全中心 •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法律及安全中心在911兩週年之後召開美國相關國安單位的檢討會議，大多數與會者都認為：「即使投注再多的努力，安全問題總還是有加強的空間。換句話說，沒有人能夠為安全的問題背書」。[1]這也點出了美國第一場反恐戰爭從國際戰略角度言是大獲全勝，但並未消弭恐怖主義的根源，邪惡軸心的提出只是美國進行全球與區域敵我同盟的劃分，為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建構增加新的論述基礎。

22. 建構主義應用社會學的方法論來研究國際政治 • 建構主義應用社會學的方法論來研究國際政治，基本上把人與社會的關係延伸至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係，所以，如何透過有意義的社會互動關係，來建立自我與他者的共有觀念，才能達到一種「期望的互補性」，這也是米德所強調的「取得他人的角色的過程」。另外，米德也重視從一個動態角度看「心智」、「自我」與社會的因果聯繫。從911事件來看，美國總統布希透過各種公開的場合展現出反恐的決心與毅力，賓拉登也不斷透過錄影帶與錄音帶來展現其強力對抗的意志，雙方都透過清楚的姿勢來進行有意義的溝通，同時也應用反恐符號的能力去爭取盟國的注意與合作的行為，這兩種都屬於「心智」概念中的兩種能力：理解符號的能力跟運用符號能力。

23. 溫特在其「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 溫特在其「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的第六章指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邏輯是可以變化的，他假設：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是基於不同的角色類型，而國家則根據這些角色類型再現「自我」和「他者」的關係。溫特提出三種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文化---霍布斯、洛克與康德，也代表了三種不同的角色關係：敵人、競爭對手與朋友。同時，這些文化可以內化為國家身份的三個不同的「等級」，透過強迫(coercion)、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與合法性(legitimacy)三種規範來建構不同等級的無政府狀態文化。

24. 霍布斯文化 • 如果行為體認定敵人為真實的，從結果方面來看，敵人就是真實的。此種把他者再現為敵人的思維會推動國家採取下列的政策作為：1.國家會採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2.國家決策者從短期角度考慮並做最壞的準備；3.軍事力量占主導地位；4.如果爆發戰爭，國家會無限制使用暴力來進行戰鬥。

25. 洛克文化 • 洛克文化的「主體位置」不是敵人，而是一種「競爭」或「對手」關係，相互承認主權，不會試圖征服統治對方，但並不會排斥發生爭執時使用暴力。如此的「主體位置」會對國家對外政策產生四種影響：1.國家之間相互承認主權以保持現狀；2.競爭對手間相互尊重主權，重視長期發展關係；3.軍事實力仍然重要，對手之間亦可借用武力解決爭端；4.如果爆發了戰爭，雙方會克制對暴力的使用。

26. 康德文化 • 康德文化的主體位置是友誼的角色結構(role structure of friendship)，而在此種角色結構中，國家間相互遵守兩條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威脅使用戰爭來解決爭端；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者的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根據上述二條友誼規則產生了康德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的發展趨勢，換言之，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戰爭不再是解決國家間爭端的合法手段，但是，如果發生衝突則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法律方式解決。

27. 文化選擇的重要性 • 建構主義基本上是一個身份政治的研究，而身份形成的兩種邏輯包括自然選擇跟文化選擇，溫特強調社會互動過程中，文化選擇的重要性，而文化選擇是要靠社會習得（包括簡單習得跟複雜習得）跟模仿來進行身份的建構。從911恐怖主義攻擊事件來觀察，美國通過簡單習得與複雜習得的方式來建立自我（美國）與他者（其他反恐盟國）的共有觀念。經過不斷地互動過程中，透過美國與這些國家元首的高峰會議，例如2001年上海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俄羅斯總統普丁密切會談，經由因果方式的互動過程，強化反恐作為的必然性與正當性，從而共同界定了相互的反恐國家身份，而有助於美國所建立的全球反恐聯盟利益。

28. 國家有四種客觀利益 • 國家有四種客觀利益，包括生存、獨立、經濟財富與集體自尊，在不同的文化結構型塑下有不同的結果，在霍布斯文化架構下，美國與基地組織呈現敵人的角色關係，在此種敵人的理念下，要消滅對方才能夠符合其國家利益，並基於此種國家利益的考量，美國的反恐政策與作為就有了一個主導原則。非傳統安全威脅有時候衝擊的層面非屬國家主權方面，在洛克文化相互競爭方面，基本上是一個共生共利的現象，但是，在霍布斯文化底下，客觀的生存利益是受到威脅的，所以行為體的相互政策是敵對與衝突的，在911事件中美國的國家客觀利益，面對和基地組織的霍布斯文化第三級內化程度，其生存、獨立與經濟財富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所以基於這種客觀利益的被威脅形勢下，美國的主觀安全利益就必須要從預防性的外交與戰略思維，走向先發制人的作為，才能夠保障其客觀的國家利益。

29. 結語 • 在全球化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發展都有了新的內涵，一方面是因為相互依存的全球安全環境帶來更多並且複雜的相互威脅因素，另外一方面國際體系的行為者的多樣化，也帶來互動關係的複雜化。從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看非傳統安全威脅，比較無法掌握其跨國界、超越主權影響範圍的發展，例如911國際恐怖攻擊事件，或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對韓國的影響。建構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結構是一種觀念的分配，透過觀念的互動形成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並進而區分出敵人、對手與朋友的角色關係，進而律定行為體的身份與利益關係，對於非傳統威脅影響下的國際體系結構，具有另類的解析角度。

30. 結語 • 若傳統安全影響社會互動與非傳統安全影響社會互動，應該產生不同效果，如此建構主義的邏輯思維：社會互動影響文化結構，文化結構型塑身份，身份決定利益亦會有不同結果。此外，因傳統安全引起社會互動變化，無政府狀態九個等級的變化比較不容易。不過，因非傳統安全引起社會互動變化，無政府狀態的橫向變化，會使洛克走向康德文化，美國的全球反恐聯盟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恐安全共同體」。

31. 結語 • 通過自我的約束行為來促使他者減少利己的成分，進而同意與自我來進行更多的認同過程，對於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浪潮下，相互競爭與衝突的國家行為體而言，相互減低利己的程度，才能夠建立一個全球化下的共存與共利的文化結構關係。最後，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是由體系結構建立的，國家利益並非一成不變，基本上要看行為體如何來互動，同時透過國際體系與國家的互動也可以造成新的國家利益變化，所以，兩岸之間應該建立多面向的良性溝通管道，借用建構主義的「理念分配」概念，來擴大雙方的利基與發展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