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新中国音乐（ 1949——1999 ）

第七节新中国音乐（1949——199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走了很多弯路甚至是错路，但回过头来，看着这一串串稚嫩蹒跚脚印，也会感觉出所取得的明显进步。

一、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我们先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而且是在东西方对立的、半封闭的状况下进行的全面建设。战争年代，我国在较长时期内被分隔在“国统区”和“解放区”有时还要分出一块来为“沦陷区”，这两支有时是两支以上的音乐家队伍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胜利会师了。当时除了少数在台湾及港澳的音乐家们仍被隔绝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工作外，大多数中国的音乐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中。连年的兵火战乱，哪里都是千疮百孔。虽然百废待兴，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饱满向上，音乐文化方面的各项工作，均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1953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宣告成立，这是我国音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主席为吕骥，副主席是马思聪、贺绿汀。作为群众性的专业团体，它团结了全国各民族音乐家（包括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理论家、教育家、词作家、音乐活动家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进行创造性劳动。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49年冬在天津、上海首先建立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初名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1952年经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后，又相继在沈阳、成都、西安、广州、武汉等地分别建立了音乐学院，1964年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这些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和系科设置大致相同，一般有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演唱、演奏（中外乐器）等，有的还设音乐学、指挥、歌剧等系科。当时为了使专业音乐教育走上正规化道路，基本上采取了借鉴苏联经验的方针，并有计划地聘请了一批苏联或东欧的有教学经验的音乐专家来华授课。同时，我国也向这些国家派出留学生。这些措施的实施，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也提高了音乐院校的普遍教学水平。

解放前，我国的音乐表演艺术发展极为缓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基本上没有由政府主办的音乐表演团体。抗战期间各类的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剧社、文工团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但国难当头，一切均以救亡图存为转移，考虑更多的不是艺术，而是如何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重庆建立了一个半职业的“中华交响乐团”和规模很小的“教育部巡回合唱团”。抗战胜利后成立过“中央管弦乐团”，东北解放区有“鲁迅文艺工作团”等。这些均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的专业音乐团体。解放前，我国的音乐表演艺术发展极为缓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基本上没有由政府主办的音乐表演团体。抗战期间各类的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剧社、文工团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但国难当头，一切均以救亡图存为转移，考虑更多的不是艺术，而是如何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重庆建立了一个半职业的“中华交响乐团”和规模很小的“教育部巡回合唱团”。抗战胜利后成立过“中央管弦乐团”，东北解放区有“鲁迅文艺工作团”等。这些均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的专业音乐团体。 •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重视音乐表演事业的建设，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系统都陆续建立了“文工团”并逐渐走向专业化和正规化，如各地的歌舞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等。

下面我将从歌曲、器乐、歌剧、芭蕾、电影音乐、音乐理论等六个方面粗略地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建国17年来所取得的音乐成就。下面我将从歌曲、器乐、歌剧、芭蕾、电影音乐、音乐理论等六个方面粗略地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建国17年来所取得的音乐成就。

1、歌曲 中国在接受外来音乐形式，形成自己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音乐的过程中，歌曲一直居主角地位。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专业音乐兴起时的艺术歌曲创作、到抗战时期大规模的救亡歌咏运动……，以至中国人提起音乐，首先想到的便是唱歌。

从外因上讲，世纪初至建国前，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是歌声最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实际作用，它对物质条件的要求已降到了最低限度。有剧场可以演，没有剧场也可以演；有乐器伴奏更好，没有乐器伴奏，张开嘴巴唱就是了。因此，歌曲便成为了人们音乐生活的主要活动。从外因上讲，世纪初至建国前，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是歌声最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实际作用，它对物质条件的要求已降到了最低限度。有剧场可以演，没有剧场也可以演；有乐器伴奏更好，没有乐器伴奏，张开嘴巴唱就是了。因此，歌曲便成为了人们音乐生活的主要活动。 • 从内因上讲，音乐是较抽象的艺术，如果说人们接受东西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的话，歌曲就是音乐诸体裁中最通俗的一种。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正是这一现象的继续。与当时整个的社会精神面貌相吻合，歌曲中不乏歌颂祖国、歌颂社会、歌颂人民的，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刘炽、乔羽的《我的祖国》，巩志伟的《红旗颂》，田光、傅晶、洪源的《北京颂歌》，梁克祥、乔羽的《雄伟的天安门》。

革命胜利后，各族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新中国，盼望国家早日富强昌盛，遇到困难不屈不挠，这正是那时候为什么有相当一批歌曲具有进行曲风格的原因。王莘的《歌唱祖国》，瞿希贤、招司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司徒汉、任钧的《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李群、张文纲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瞿维、希扬的《工人阶级硬骨头》等，均是深受群众喜爱、流传广泛的歌曲。革命胜利后，各族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新中国，盼望国家早日富强昌盛，遇到困难不屈不挠，这正是那时候为什么有相当一批歌曲具有进行曲风格的原因。王莘的《歌唱祖国》，瞿希贤、招司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司徒汉、任钧的《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李群、张文纲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瞿维、希扬的《工人阶级硬骨头》等，均是深受群众喜爱、流传广泛的歌曲。 • 　　这一时期的歌曲不仅在题材上紧扣时代脉搏，艺术性也比较高。抒情性的歌曲也不乏佳作，如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李巨川、马寒冰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生茂、李鉴尧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时乐濛、洛水的《歌唱二郎山》，生茂、林中的《真是乐死人》，践耳、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生茂、洪源、刘薇的《看见你们格外亲》等等，均流传全国、影响深远。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百年来，合唱在音乐创作的诸多体裁中也一直比较活跃。其中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群众歌咏运动所产生出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歌声最容易打动人，更不要说亲自加入到合唱队伍当中放声歌唱，一是会被音乐（歌词）感动，二是会被群情感动。抗战期间，音乐上对抗战的最大支持，莫过于救亡歌咏运动本身所唤醒的激愤的国民。因此，合唱在音乐诸体裁中历来是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支持的一个品种。一百年来，合唱在音乐创作的诸多体裁中也一直比较活跃。其中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群众歌咏运动所产生出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歌声最容易打动人，更不要说亲自加入到合唱队伍当中放声歌唱，一是会被音乐（歌词）感动，二是会被群情感动。抗战期间，音乐上对抗战的最大支持，莫过于救亡歌咏运动本身所唤醒的激愤的国民。因此，合唱在音乐诸体裁中历来是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支持的一个品种。

晨耕等人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合唱曲《长征组歌》，是为纪念红军长征三十周年而作，于1965年8月1日在北京首演，词作者是长征的参加者肖华将军。作者以亲身感受，用精练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伟大壮举，通篇词意清新，形象鲜明，格律严整。晨耕等人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合唱曲《长征组歌》，是为纪念红军长征三十周年而作，于1965年8月1日在北京首演，词作者是长征的参加者肖华将军。作者以亲身感受，用精练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伟大壮举，通篇词意清新，形象鲜明，格律严整。 • 　　作曲家们除了按照歌词内容和大合唱规格的要求，创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外，还特别有意识汲取与长征有联系的、具有丰富地方色彩的民间音调，作为各乐章主题的音调基础，个别乐章在演唱及伴奏上还吸收了民间传统的表演特点。同时，在创作技法及演唱要求上作曲者也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

大型合唱曲《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2、器乐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乐器的作用长期停留在为戏曲、曲艺等的伴奏上，只是到20世纪20年代，在文化艺术平民化思潮的感召下，极富创新精神的刘天华将在中国历史上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贱工之役”二胡、琵琶带进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开创了民族乐器发展的新里程。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一些音乐家也开始了零星的民族器乐创作。到了新中国解放后，民族器乐创作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作曲家刘文金创作的二胡独奏《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应属民族器乐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乐曲巧妙地吸收了河南戏曲音乐的特点，又大胆借鉴了现代作曲技法的经验，使乐曲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作曲家刘文金创作的二胡独奏《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应属民族器乐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乐曲巧妙地吸收了河南戏曲音乐的特点，又大胆借鉴了现代作曲技法的经验，使乐曲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 著名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刘管乐、陆春龄、赵松庭改编、创作的一批脍炙人口的笛子曲，如《喜相逢》、《五梆子》、《和平鸽》、《荫中鸟》、《鹧鸪飞》、《欢乐歌》、《早晨》等； • 笙独奏曲中由胡天泉、董洪德创作的《凤凰展翅》、阎海登创作的《孔雀开屏》等，为提高民族乐器的艺术表现力，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 王惠然创作的琵琶独奏曲《彝族舞曲》，以云南彝族的民歌《海菜腔》、民间乐曲《烟盒舞曲》为素材，通过对彝族人民欢乐歌舞的生活习俗的描绘，反映了少数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

用不同的民族乐器组合方式而建立起的民族乐队，虽处于探索之中，但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口号的提出，已渐成气候。合奏音乐的创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们的关注。刘明源的《喜洋洋》，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董洪德、赵行如的《旭日东升》，马圣龙、顾冠仁的《东海渔歌》，葛礼道、尹开先的《社庆》……，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虽有很多不够完善之处，在前进中也不时遇到非难与讥笑，但已渐渐为大多数听众所接受并欣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用不同的民族乐器组合方式而建立起的民族乐队，虽处于探索之中，但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口号的提出，已渐成气候。合奏音乐的创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们的关注。刘明源的《喜洋洋》，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董洪德、赵行如的《旭日东升》，马圣龙、顾冠仁的《东海渔歌》，葛礼道、尹开先的《社庆》……，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虽有很多不够完善之处，在前进中也不时遇到非难与讥笑，但已渐渐为大多数听众所接受并欣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瑶族舞曲》 《瑶族舞曲》所描绘的是：夜幕降临了，人们穿着盛装，打着长鼓，聚集在月光下，翩翩起舞，舞蹈的行列慢慢壮大，情绪逐渐高涨。三弦和大阮奏出根据主题衍变的粗犷热烈的旋律，恰似一群小伙子情不自禁地闯入姑娘们的舞列欢跳起来，尽情地抒发了兴奋的感情。第二段改用3/4拍子，旋律时而富有歌唱性，时而出现跳跃的节奏音型，恰似一对恋人正在边歌边舞，相互表达爱慕之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第三段再现了开始的主题，人们又纷纷加入舞列，欢跳着，旋转着，歌唱着，气氛越来越热烈，感情越来越奔放。乐曲在强烈的全奏中推向高潮后结束。

这一时期大型协奏曲的创作也呈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的佼佼者当推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位曲作者当时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用越剧的音调表现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悲剧性民间传说故事．这一时期大型协奏曲的创作也呈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的佼佼者当推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位曲作者当时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用越剧的音调表现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悲剧性民间传说故事． • 　　故事来源于：梁山伯是明朝的一个县官，因秉公办案，有“梁青天”的美称。梁山伯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葬在山青水秀的胡桥镇。可是在挖掘墓地时，发现一墓穴，穴中有一块刻着“祝英台女侠之墓”的石碑。石碑背面记载着祝英台的身世：南北朝时陈国人，行侠仗义，遭贪官陷害致死，葬于胡桥镇。由于梁、祝二人都是为百姓办好事的人，人们便把他俩合葬在一起。从那以后，在民间就产生了各种各样关于梁祝感人至深的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并不拘泥于故事情节的叙述，而是深刻、形象地表现了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这部作品在西方管弦乐与我国戏曲音乐的巧妙结合方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乐曲的结构为奏鸣曲式，由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组成。作品从故事中择取“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三个主要情节，分别作为乐曲呈示部、展开部及再现部的内容。运用西洋协奏曲中的奏鸣曲式，很好地表现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并吸收了我国戏曲中丰富的表现手法，使之既有交响性又有民族特色。

我国的交响乐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20年代，由于受多方面的条件限制，涉足此领域的多数是海外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如肖友梅、黄自、冼星海等）。由于是刚刚起步，水平低，圈子小，没有什么社会影响。我国的交响乐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20年代，由于受多方面的条件限制，涉足此领域的多数是海外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如肖友梅、黄自、冼星海等）。由于是刚刚起步，水平低，圈子小，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 　　解放初期，交响乐在我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马思聪创作的五乐章组曲《山林之歌》、李焕之的管弦乐组曲《春节》、王义平的《貔貅舞曲》、陆华柏的《康藏组曲》等，是这一时期交响乐创作的佼佼者，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

3、歌剧 歌剧是一种将音乐（声乐与器乐）、戏剧（剧本与表演）、文学（故事与诗歌）、舞蹈（民间舞与芭蕾）、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音乐是歌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员根据剧本与作曲家所谱写的歌曲，通过歌唱与表演来塑造人物形象，器乐的任务除了为声乐伴奏外，还担负着刻画人物性格、揭示剧情、发展戏剧矛盾冲突和烘托环境气氛的任务。

一般认为欧洲歌剧产生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我国的传统戏曲虽被翻译成opera，两者在不少方面也确有共同之处（如声乐器乐并重、综合了多种不同的艺术样式），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一般认为欧洲歌剧产生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我国的传统戏曲虽被翻译成opera，两者在不少方面也确有共同之处（如声乐器乐并重、综合了多种不同的艺术样式），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 中国歌剧的发展史应该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和配乐剧《扬子江暴风雨》算起。其后也有一些作曲家在中国风格的歌剧创作上做过探索，但真正对歌剧发展起重大作用的要算40年代由延安秧歌剧发展而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

《白毛女.北风吹》

新中国成立后，歌剧得到了新的发展。涌现出的一些优秀作品多是在继承了《白毛女》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地方戏曲的特点和西洋歌剧的某些长处。新中国成立后，歌剧得到了新的发展。涌现出的一些优秀作品多是在继承了《白毛女》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地方戏曲的特点和西洋歌剧的某些长处。 • 如梁寒光作曲的《王贵与李香香》，1950年10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在结构上采用西洋歌剧的形式，而曲调上有意识吸取陕北民间音乐语言，音乐风格统一，形式完整，是新中国歌剧创作的良好开端。 • 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1953年1月初首演于北京的《小二黑结婚》，音乐上大胆吸收了山西的民歌和地方戏曲，把剧中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得淳朴可爱。尤其是第一场小芹出场时唱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曲调明朗、舒展，脍炙人口。 • 张锐作曲的《红霞》，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歌舞团1957年首演于南京，音乐以南方的昆曲和江南民歌音调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抒情色彩。

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的《洪湖赤卫队》，由湖北省实验歌剧团1958年首演于武汉。音乐主要是以湖北天沔花鼓戏和天门、沔阳一带的民间音乐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因此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及大段唱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不但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在结构上吸取了传统戏曲的套曲形式，而在音乐的丰富性上，堪与西方歌剧中的大型咏叹调相媲美。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的《洪湖赤卫队》，由湖北省实验歌剧团1958年首演于武汉。音乐主要是以湖北天沔花鼓戏和天门、沔阳一带的民间音乐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因此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及大段唱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不但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在结构上吸取了传统戏曲的套曲形式，而在音乐的丰富性上，堪与西方歌剧中的大型咏叹调相媲美。

《洪湖赤卫队.洪湖水，浪打浪》

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的《江姐》，1964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歌剧团首演于北京。音乐以四川民歌为基础，同时广泛吸取了川剧、婺剧、越剧、杭滩、四川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音调。许多优美的唱段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艺术魅力至今不减。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的《江姐》，1964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歌剧团首演于北京。音乐以四川民歌为基础，同时广泛吸取了川剧、婺剧、越剧、杭滩、四川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音调。许多优美的唱段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艺术魅力至今不减。 • 石夫、乌斯满江作曲的《阿依古丽》，1965年底由中央歌剧舞剧院首演于北京。以哈萨克民间音乐为主要素材，还吸收了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民间音调，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 另外，《红珊瑚》、《刘三姐》、《窦娥冤》、《草原之歌》、《春雷》、《柯山红日》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歌剧佳作。

《江姐.红梅赞》

4、芭蕾 芭蕾（ballet）是欧洲古典舞蹈。多表现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故事，形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宫廷。二十世纪初，外国侨民把这个艺术品种带到了中国，在上海、哈尔滨等地偶有演出，但根本谈不上成气候。新中国成立后，在“洋为中用”的号召下，艺术家们要用这欧洲上流社会的“高雅”艺术，来表现中国的现实题材，音乐家们发挥聪明才智，写出了一批好的舞剧音乐。由吴祖强、杜鸣心作曲的舞剧《鱼美人》于1959年在北京首演。1964年马可、瞿维等作曲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吴祖强、杜鸣心作曲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创作都是非常成功的，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

《红色娘子军.娘子军连歌》

5、电影音乐 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虽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形成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但努力为电影写出优秀的主题歌或插曲这一好的传统，却被我们的作曲家继承下来了，产生了一大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听的电影歌曲。

如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刘炽作曲）、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插曲《敖包相会》（通福编曲）、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刘炽作曲）、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张棣昌作曲）、电影《李双双》插曲《李双双小唱》（王玉西作曲）、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高如星作曲）、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肖培珩作曲）、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吕其明作曲）、电影《五朵金花》插曲《蝴蝶泉边》（雷振邦作曲）、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作曲）、电影《怒潮》插曲《送别》（巩志伟作曲）、电影《红色娘子军》插曲《娘子军连歌》（黄准作曲）、电影《英雄小八路》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寄明作曲）等等。如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刘炽作曲）、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插曲《敖包相会》（通福编曲）、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刘炽作曲）、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张棣昌作曲）、电影《李双双》插曲《李双双小唱》（王玉西作曲）、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高如星作曲）、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肖培珩作曲）、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吕其明作曲）、电影《五朵金花》插曲《蝴蝶泉边》（雷振邦作曲）、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作曲）、电影《怒潮》插曲《送别》（巩志伟作曲）、电影《红色娘子军》插曲《娘子军连歌》（黄准作曲）、电影《英雄小八路》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寄明作曲）等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当然，作为电影音乐，绝不是以写出一、两首在社会上流行一时的歌曲为终极目的，重要的是电影音乐本身应成为电影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对电影的情节发展、矛盾冲突起到画面和对白无法实现的深化作用。我国20世纪30至50年代的电影音乐创作，虽然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我们如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显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可成就还是足以使人欣慰的。当然，作为电影音乐，绝不是以写出一、两首在社会上流行一时的歌曲为终极目的，重要的是电影音乐本身应成为电影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对电影的情节发展、矛盾冲突起到画面和对白无法实现的深化作用。我国20世纪30至50年代的电影音乐创作，虽然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我们如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显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可成就还是足以使人欣慰的。

6、音乐理论 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视理论的国度，至少在音乐方面是如此。历代都有不少或官或私编修的各类“乐书”、“乐论”等，涉及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律学、乐学、演奏法、乐器制造法等），而更多的是论述音乐与伦理道德、与社会生活等所谓“修、齐、平、治”的大道理。 20世纪初，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有关音乐的讨论更是沸沸扬扬，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观点、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理论研究工作配合教学、创作、演出等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外国音乐、音乐美学等领域逐步展开并已渐成规模。

中国的传统音乐资源非常丰富，品种繁多。这主要有赖于历史的悠久，地域的辽阔，再加上我们是出了名的礼乐之邦，自古就有重视乐教的传统。在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六十年代初，集中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共同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民族音乐概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确立了将中国传统音乐划分为五大类即民歌、戏曲、曲艺、器乐、歌舞的基本格局，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的传统音乐资源非常丰富，品种繁多。这主要有赖于历史的悠久，地域的辽阔，再加上我们是出了名的礼乐之邦，自古就有重视乐教的传统。在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六十年代初，集中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共同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民族音乐概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确立了将中国传统音乐划分为五大类即民歌、戏曲、曲艺、器乐、歌舞的基本格局，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建国以来，一部分音乐研究者、音乐界领导甚至包括社会各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传统的、民间的东西的误解。这主要表现在由于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认为一切都应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这样的认识并没有错，只是基于这种认识再去面对传统的、民间的音乐时，便容易首先想到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除迷信”、除去其“封建成分”、摈弃“剥削阶级意识”……，有意无意地对民间的、传统的音乐做了很多善意的破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建国以来，一部分音乐研究者、音乐界领导甚至包括社会各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传统的、民间的东西的误解。这主要表现在由于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认为一切都应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这样的认识并没有错，只是基于这种认识再去面对传统的、民间的音乐时，便容易首先想到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除迷信”、除去其“封建成分”、摈弃“剥削阶级意识”……，有意无意地对民间的、传统的音乐做了很多善意的破坏。

我们总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而做起事来，有时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在苛求传统的、民间的东西都要具有“反封建精神”、“进步意义”时，显然已把历史唯物主义抛在了脑后。更何况那些没有宣扬反封建精神或没有多少进步意义的作品并不影响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些东西不能搞“一刀切”。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做法走到了极端。我们总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而做起事来，有时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在苛求传统的、民间的东西都要具有“反封建精神”、“进步意义”时，显然已把历史唯物主义抛在了脑后。更何况那些没有宣扬反封建精神或没有多少进步意义的作品并不影响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些东西不能搞“一刀切”。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做法走到了极端。 •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音乐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也颇耐人寻味。最大的特点在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出现无规律的剧烈颠簸起伏，如1952年的文艺整风、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及其以后的大跃进等。

1953年9月召开的“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贺绿汀就音乐家的艺术实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针对当时的某些做法指出：“我们不可能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代替具体的音乐理论与技术，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他必须在音乐业务上下工夫。”在发言中他论述了在当时学习与提高音乐技术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认为不能将此粗暴地视之为“单纯技术观点”；体验生活之于艺术创作虽然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解决技术问题的灵丹妙药。他还谈到了“形式主义的问题”、“抒情歌曲与资产阶级感情问题”等。现在看起来，其所论不啻为当时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逆耳忠言，但却被作为右倾的代表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直到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才基本结束了这场批判。

1956年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至1958年又发生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和批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音乐界在对待中外关系上长期存在分歧的一次交锋，正如前文所言，这一问题是百年来贯穿中国音乐发展的一条主线，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到了1964年春，周恩来提出了音乐、舞蹈创作应符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音乐界随即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这一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和执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总的趋势是：越“左”越不嫌“左”。一时间，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盲目排外，成了音乐界的头等大事。就连当时出现的一批优秀的抒情歌曲也没能幸免于难，被认定“抒发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非工农兵的感情”而遭到批判。如《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丢戒指》、《送别》、《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我的祖国》、《李双双小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只要是艺术性较强，抒情好听的歌，差不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指责，甚至连外国歌曲《宝贝》也被打入了冷宫。其实，这一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和执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总的趋势是：越“左”越不嫌“左”。一时间，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盲目排外，成了音乐界的头等大事。就连当时出现的一批优秀的抒情歌曲也没能幸免于难，被认定“抒发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非工农兵的感情”而遭到批判。如《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丢戒指》、《送别》、《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我的祖国》、《李双双小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只要是艺术性较强，抒情好听的歌，差不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指责，甚至连外国歌曲《宝贝》也被打入了冷宫。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新的社会，激发了音乐家们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双百”、“二为”、“三化”方针的提出和贯彻，音乐家们自觉地去体会、去写、去演时代生活；挖掘民族传统，于创作、表演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在全新的社会行为和观念面前，人们又茫然不知所措，忽视艺术规律，一味强调哲学上庸俗的反映论（不是哲学本身的错，而应该说是由于一些人没有学好哲学而将哲学的反映论庸俗化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也被无限地夸大了。音乐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社会音乐生活单调、贫乏，则是应当记取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新的社会，激发了音乐家们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双百”、“二为”、“三化”方针的提出和贯彻，音乐家们自觉地去体会、去写、去演时代生活；挖掘民族传统，于创作、表演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在全新的社会行为和观念面前，人们又茫然不知所措，忽视艺术规律，一味强调哲学上庸俗的反映论（不是哲学本身的错，而应该说是由于一些人没有学好哲学而将哲学的反映论庸俗化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也被无限地夸大了。音乐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社会音乐生活单调、贫乏，则是应当记取的教训。

二、“样板戏”的音乐成就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中国音乐事业在这十年浩劫中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灾难。但荒诞的时代，艺术未必就一文不值。一些现代戏在音乐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京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人称之为“国剧”。它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一经产生，便由于其在很多方面适应了人们的欣赏需求而得到迅猛的发展。首先是它的曲调异常丰富而且通俗，以二黄、西皮为主，还有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等；剧目更是浩如烟海，不但有二黄、西皮、吹腔、拨子、四平调等剧种的剧目，还包括了昆腔、高腔、秦腔等古老声腔及罗罗腔、柳枝腔、银纽丝调等民间小声腔的剧目。其内容不仅仅表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不乏表现普通百姓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性格和品质，以及人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剧目。其题材和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戏、武戏、唱功戏、做功戏、对儿戏、群戏、折子戏、本戏等。京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人称之为“国剧”。它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一经产生，便由于其在很多方面适应了人们的欣赏需求而得到迅猛的发展。首先是它的曲调异常丰富而且通俗，以二黄、西皮为主，还有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等；剧目更是浩如烟海，不但有二黄、西皮、吹腔、拨子、四平调等剧种的剧目，还包括了昆腔、高腔、秦腔等古老声腔及罗罗腔、柳枝腔、银纽丝调等民间小声腔的剧目。其内容不仅仅表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不乏表现普通百姓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性格和品质，以及人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剧目。其题材和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戏、武戏、唱功戏、做功戏、对儿戏、群戏、折子戏、本戏等。

新中国成立后，多数的传统戏在经过适当地删改后，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如《宇宙锋》、《玉堂春》、《群英会》、《拾玉镯》、《六月雪》、《四进士》、《金玉奴》、《空城计》、《打渔杀家》、《霸王别姬》等等，魅力不减，吸引并培养了众多的戏曲爱好者。新中国成立后，多数的传统戏在经过适当地删改后，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如《宇宙锋》、《玉堂春》、《群英会》、《拾玉镯》、《六月雪》、《四进士》、《金玉奴》、《空城计》、《打渔杀家》、《霸王别姬》等等，魅力不减，吸引并培养了众多的戏曲爱好者。 • 但正如前文我们讨论历次的政治运动对音乐所产生的影响那样，戏曲领域所受到的冲击，较之音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主要是由于这一艺术品种本身从内容到形式，或者说是从里到外，都是“传统的”缘故吧。这就等于说浑身都是辫子，根本用不着“左派”们费心机地去抓，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因此，这种艺术在那个时候，更要脱胎换骨地改。主要的路数是要演新人、唱新事、歌颂新社会。京剧界开始尝试着突破现代生活内容与京剧传统表演技巧之间的矛盾，进而大胆、谨慎地尝试以京剧形式来表现现代的生活题材。

经过不懈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64年，在第一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的几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现代戏，如《芦荡火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节振国》、《红嫂》、《黛诺》等，均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并受到了观众的肯定。紧接着，“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问世了。这是一部由京剧音乐与合唱、交响乐和表演相结合的作品。它由传统京剧音乐中的京胡、二胡、打击乐加西洋管弦乐队，再加上部分民族乐器为伴奏，演唱部分除了独唱、对唱，很多地方根据剧情需要而加进了合唱。这么多种反差比较大的音乐形式加在一起来共同构成一部作品，不但京剧音乐的风格把握得较好，总体感觉也是比较融洽，好听的。公允地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以戏曲音乐为基础的大型声乐作品。经过不懈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64年，在第一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的几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现代戏，如《芦荡火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节振国》、《红嫂》、《黛诺》等，均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并受到了观众的肯定。紧接着，“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问世了。这是一部由京剧音乐与合唱、交响乐和表演相结合的作品。它由传统京剧音乐中的京胡、二胡、打击乐加西洋管弦乐队，再加上部分民族乐器为伴奏，演唱部分除了独唱、对唱，很多地方根据剧情需要而加进了合唱。这么多种反差比较大的音乐形式加在一起来共同构成一部作品，不但京剧音乐的风格把握得较好，总体感觉也是比较融洽，好听的。公允地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以戏曲音乐为基础的大型声乐作品。

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

“文革”开始后，艺术领域就几乎没有了不是“封资修货色”或“大毒草”的作品，京剧更是首当其冲。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音乐生活（包括舞台、广播、电影、电视）极其单调、贫乏，只剩下“样板戏”了。“文革”开始后，艺术领域就几乎没有了不是“封资修货色”或“大毒草”的作品，京剧更是首当其冲。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音乐生活（包括舞台、广播、电影、电视）极其单调、贫乏，只剩下“样板戏”了。 •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文革”时期的诸音乐事项，“语录歌”、“忠字舞”及历史歌曲的胡乱改词等怪现象，尽是些跟艺术不沾边的；大批音乐家受到迫害，古今中外所有的音乐作品，统统成为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草而横遭批判和摧残，音乐舞台冷落萧条。但如果我们从学术的角度看，完全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当时在文化生活领域唱了主角的现代京剧——即“样板戏”，至少在音乐艺术方面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很多成功的经验都值得我们今天的现代戏创作去学习、借鉴。虽然好几部“样板戏”都是创作于“文革”开始之前，但它的流传、盛行，则贯穿于整个的“文革”十年，它毕竟是这一时期人们惟一的文化生活内容。

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

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虽已贫乏到了极点，但“样板戏”在音乐上确实做足了文章。先是加进不同的乐器、加合唱、进而加上交响乐队，再后来整出戏《红灯记》的主要唱段都可以用钢琴来伴奏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钢琴伴唱《红灯记》是由中央乐团、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于1968年7月1日首演。它的特点是以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的唱腔伴奏，且在钢琴与京剧唱腔的结合上比较融洽，在形式上极富新意。客观、公允地说，从艺术上讲，确实算是成功的。在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便有了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动议。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虽已贫乏到了极点，但“样板戏”在音乐上确实做足了文章。先是加进不同的乐器、加合唱、进而加上交响乐队，再后来整出戏《红灯记》的主要唱段都可以用钢琴来伴奏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钢琴伴唱《红灯记》是由中央乐团、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于1968年7月1日首演。它的特点是以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的唱腔伴奏，且在钢琴与京剧唱腔的结合上比较融洽，在形式上极富新意。客观、公允地说，从艺术上讲，确实算是成功的。在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便有了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动议。

第七节新中国音乐（ 1949——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