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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的台灣 五甲蔡俊賢
政治 • 面對長達半世紀之久的台灣日治時期，如何對這段統治歷史加以分期是一個十分基本、但卻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一方面，如果以台灣總督府施政策略的變化作為觀察重點的話，一般研究者多將這段時間分成三個時期：前期武官總督時期(漸進主義時期)（1895年-1919年）、文官總督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年-1937年）、以及後期武官統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7]另一方面，若以台灣住民的反抗運動作為觀察重點，一般研究者多半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當作界限，分成前後兩期。[8]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
馬關條約 • 1894年（清光緒20年），中國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次年3月20日，戰況呈現敗象的中國，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並約在日本下關著名旅館春帆樓。到達之後，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承認朝鮮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沿革 • 台灣總督府成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民政局下置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四部。（在乙未戰爭期間，曾短暫命高島鞆之助為副總督一職，他也是50年日治時期唯一的副總督。）1896年，陸海軍兩局合併為軍務。民政局則在原本組織下增設總務、法務、通信共七局。經歷1898年、1901年、1919年三次修訂總督府官制後，就成形不再變更。而不管怎樣變動，約略來說，若不包含地區性的行政組織，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主要行政組織分為中央行政與所轄官署兩大類型的部門。
台灣總督 • 在前期武官總督方面，共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與明石元二郎。在1919年之前的這幾位總督中，在日本近現代史中，以乃木與兒玉最負盛名，他們倆都是被視為日俄戰爭日方戰勝的關鍵。另外，安東貞美與明石元二郎在施政上，則較符合台灣人的利益。這裡面，卒於任內明石元二郎還在生前留囑，將墓地設置於台灣。
後期抗日活動 • 漢人武裝抗日的第三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總共有13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但是，除了最後一次的西來庵事件外，規模都很小，還有的事先就被發覺捕獲，因此和過去大規模的反抗不同。這些事件中，有11件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後，並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發動的。13起事件中，宣稱要將台灣歸收入中國版圖的有4件，稱王稱帝、要自立台灣王朝的有6件，兩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標的則有2件。由此數字可以發現，欲自立台灣政權的比例，超過要將台灣歸還中國的部分，且與前二期中同樣以台灣建國為目標的事件相比，也不再強調對於清朝的忠誠。這個轉變可能和1911年清朝被推翻，台灣人民原本習慣效忠、認同的對象突然消失所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盛行民族自決的風潮，例如三一運動。台灣的新興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爭取台灣的民主與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盛行民族自決的風潮，例如三一運動。台灣的新興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爭取台灣的民主與自治。 1915年以後，台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隨之而來的，是自發的社會運動。台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