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貿政策與商業習慣的規範化歷程

商貿政策與商業習慣的規範化歷程 邱澎生（2012/11/20）

商業史常識1：欠缺商法、官員亂判 「中國只有刑律，無民律、商律、報律、航海諸律；故商民訟事，律多未載，地方官與胥吏隨意判斷，商民負屈甚多」、「國家非有商律」，否則「商務必不能旺」鄭觀應《盛世危言》，收入《鄭觀應集》上冊，頁612-613(此段評論約發表於1894-1900年間)

商業史常識2：官府漠視、商人無奈 • 牙行侵欠客商貨款，「常能得到地方官府胥吏的直、間接庇護」，故而「客商大多只在貨款久拖而追討無著的情形下，才被迫告官」 • 范金民《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7)頁76

少數意見：晚清的另類觀察 「因為中國沒有成文商業法典，便認為中國人沒有任何商法（commercial law），這是種常見的錯誤認識。要是沒有近代法律註釋家的論述，我們也可能誤以為英國根本沒有普通法（Common Law）。在《大清律例》以及其前出現過的歷朝刑法典之外，還有中央政府頒布的許多詔令或通行，地方省級法官也針對商法相關問題做成不少裁決」

晚清(1882)另類觀察的理由 「這些例案、命令與裁決的合輯，都由刑名幕友、稅關監督以及其他重要的中國內陸官員所掌握。儘管各省有不同的貿易習慣，但對熟悉商業法律領域的人而言，這些涉及商業問題的法律合輯仍然足以提供很好的保護，讓種種商業貿易習慣可以在審判過程中經常得到尊重」 “The Commercial Law Affecting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artnership Registration and Bankruptcy Laws in Hongkong,” Reprinted from the China Mail, 1882. pp.1-40

明代江西商人的「上訪」 16世紀《弘治問刑條例》增立律例：「江西等處客人，在於各處買賣生理，若有負欠錢債等項事情，止許於所在官司陳告，提問發落。若有驀越赴京奏告者，問罪遞回。奏告情詞，不問虛實，立案不行」萬曆40年（1612）王肯堂《律例箋釋》，謂此例訂於天順年間（1457-1464），並建議修改例文：「賈客不止江西，江西亦非首省，似宜改此二字」（王肯堂《王儀部先生箋釋》卷22〈刑律：訴訟：越訴〉條例文，頁604）

徽商打官司「傳染」江右商人 王士性（1436-1494）對徽州與江西商人集體打官司風氣的觀察與解釋：「（休歙）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王士性《廣志繹》，收入《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卷2，頁276 ）

市司/牙行/埠頭做為商業基本法 洪武元年(1368)「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儈姓名，時其物價」(《明史》〈職官志〉) 「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律》) 「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之）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逐月所至）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其來歷引貨）」(《大清律例》)

市場演化 I：晚明客商的都會處境 • 「廣（州）城貨物，市與外江人，有弊惡者，五、七日持來，皆易與之。非若蘇、杭間，轉身，即不認矣」 • 「今時，市中貨物奸偽，兩京為甚，此外，無過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擔，燦然可愛，無一枝真者…滸墅貨席者，術尤巧。大抵郡會往來，多客商，可欺」 • 葉權《賢博編》，收入《明史資料叢刊》

晚明江南士紳對客商的同情 「兩鎮（烏鎮、青鎮）通患通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牙)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客)商累月經年坐守…情狀甚慘。…這商貨中間，又有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如合負了他？負了他，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傷」李樂（明隆慶2年(1568)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續見聞雜記》卷11

「蘇杭福地」的江南：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蘇杭福地」的江南：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烏鎮：湖州府‧烏程縣東南9里(今屬桐鄉市西北烏鎮鎮) 青鎮：嘉興府‧桐鄉縣西北

福建長官下令保護客商 康熙46年(1707)福建巡撫告示：「為商賈者，出其汗，積微資，越境貿易…乃牙店無體恤之意」，棍豪「或仗衙胥而硬取，或勾黨類而朋吞，或飾詐於賒營，或狡情於揭借。誆銀入手，視為己財。營室肥家，罔知客困」；(商賈)「赴公府而投訴，其如吏黠官尊，誰憐越陌度阡、目斷家園於異國！遂使本虧貨折，淚灑憫救之無門，種種弊端，深可憐惻」（張伯行《正誼堂集》卷5，頁32）

十八世紀皇帝下聖旨保護「客本」 乾隆5年（1740）詔：「聞各省牙行，多有以衿監認充者，每至侵蝕客本。拖欠貨銀，或恃情面而曲為遲延，或藉聲勢而逞其勒掯。以致羇旅遠商，含忍莫訴，甚屬可憫…應將現在牙行，逐一詳查，如有衿監充認者，即行追帖，令其歇業，永著為例」「嗣後，如有仍蹈故轍，而州縣官失於查察者，著該上司查參議處。其如何定議之處，該部妥議具奏，欽此」（《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33，頁718-719）

「侵吞」與否？法律納入商業邏輯 乾隆23年（1758）〈牙行侵欠控追〉例：「牙行侵欠控追之案，審係設計誆騙，侵吞入己者，照〈誆騙〉本律，計贓治罪；一百二十兩以上，問擬滿流；追贓給主。若係分散客店，牙行並無中飽者，一千兩以下，照例勒追。一年不完，依〈負欠私債〉律治罪；一千兩以上，監禁嚴追，一年不完，於負欠私債律上，加三等，杖九十。所欠之銀，仍追給主」

連坐法：官員協助商人「討債」 「承追之員，按月冊報，巡道稽查。逾限不給者，巡道按冊提比。如怠忽從事，拖延累商者，該巡道據實揭參，照〈事件遲延〉例議處；有意徇縱者，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如有受財故縱者，計贓從重，以枉法論」（吳壇《大清律例通考》卷15〈戶律：把持行市〉頁534）註：六贜：監守盜；常人盜、枉法；竊盜、不枉法；坐贓。枉法，計贜至八十兩者，絞。

皇帝幫英吉利國「夷商」討債？ • 乾隆41年（1776）廣州「革監倪宏文賒欠英吉利國夷商翁等貨銀萬餘兩無還」案，送至中央政府「審轉覆核」（按：區分准照/議駁） • 廣東巡撫李質穎審理此案時，將廣州十三行商人倪宏文，處以「減等擬徒，援赦，杖責」刑責。乾隆皇批評此項判決「殊屬寬縱」，並稱讚「幸而部臣議駁」；刑部官員駁議此案，建議應將倪宏文「改擬杖流，監追」

是法律，是政治？有心誆騙+體卹遠人 • 刑部的法律推理：「今倪宏文拖欠夷商貨銀，數至盈萬，實屬有心誆騙遠人，非內地錢債之案可比。至所供：落價虧本，及賒與客販、舟覆貨沈等語，均係狡詞支飾，豈可憑信！」 • 乾隆批評廣東巡撫李質穎：「平日尚能認真辦事，何以審擬此案荒唐若此！」除了將其「著交部察議」，並批評「地方官庇護內地奸商，而令外夷受累，屈抑難伸，其事實乖，殊非體卹遠人之道！」

官員「攤賠」商人債務的陰影？ • 乾隆核定此案：「著速飭追之員，先將倪宏文監追，轉飭該犯原籍，查產變抵，照收給與夷商收領。其不敷之數，勒限一年追清；如限滿不能全完，即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審此案之府、州、縣官，於養廉銀內，按數攤賠。即傳朕旨，賞給該夷商，清賬歸國，勿使向隅。其各員所賠之數，俟倪宏文名下，追出抵還，仍將倪宏文照部議發配」 • （《清高宗實錄》，乾隆41年（1776）11月下，頁687-688）

避免債務糾紛的「合同聯票」 乾隆元年（1736）江西按察使凌燽推廣「行店聯票」：「各（牙）行，照式設立合同聯票。凡客貨到行，行家代為發店後，即將客貨若干、議價若干、付過下欠若干、約定何日兌交，三面填明合同票內。中用本客、本店圖記花押，將聯票裁分。一付本客收執，一存本店查對。至日清賬，店家合票發銀；如無合同對驗，店家概不許發銀。如有無票私給者，概不作準，仍照客執聯票，清追其銀。或不能一次全還，即將陸續還過完欠數目，填明票內；如有拖欠，任客同經手牙行，執票鳴官」（凌燽《西江視臬紀事》卷4，頁149）

聯票+查稅告示：地方官主動出擊 乾隆24年（1759）江西布政使頒令：「南昌府積守，合州縣，按季查各牙（行）完糧底冊。如有開除，即屬消乏，即勒令歇業，出示行門。尚為清源之一法。至于交易票簿，雖別立名色，要不出互相鈐制之意，則三聯行票已包舉無遺，舊曾飭行，似亦可仍循其式」（按：南昌知府積善）「應請通飭各屬：嗣後，選充牙行，務擇有產、有糧確係殷實…仍按季核查。如該牙（行）糧產有開除者，即勒令歇業；將（牙）帖立押繳銷。大張告示寔貼行門，俾遠客知所趨避不致受騙」（《西江政要》布政司本，卷2）

商稅「甚妙」：晚明地方財政的變化 「商稅到處不同。有出之各市鎮鋪戶者，有一人賣一貨，即納數錢者；亦有出自牙行者，名為月錢。」「各處支用不同。有解上司者，有申作本處書手工食。總之，正數外，尚有餘者，買作社倉，及一切修廢之事，甚妙。」 (明)余自強《治譜》卷10〈雜事門〉，收入《官箴書集成》冊2，頁191

不只靠政府：商人團體積蓄的力量 十六世紀以後逐漸興起於各城鎮的商人團體。如蘇州，商人捐建各種「會館」與「公所」：嶺南會館（1596）、三山會館（1596）、東官會館（1625）、潮州會館（1662）、書業公所（1671）、寶安會館（1677）、濟寧會館（1677）、大興公所（1680）…等。直至清末，蘇州至少存在過 50 座會館、210 座公所。屬於商人捐款成立的自發性社團：直至道光16年(1836)，捐建「麗澤公局」的金箔鋪作坊主仍寫道：「(鋪等向來)集公匯議，素無公局。非藉朋儕廳宇，即假釋道軒堂」（蘇州碑刻，頁164）

由長江、大運河、珠江、沿海線 構成的清代城鎮簡圖取自：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清代編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實以晚明蘇州城為背景（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實以晚明蘇州城為背景

姑蘇繁華：16世紀江南經濟的繁榮 • 「長江繞於西北，大海環於東南，蘇郡為奧區耳。山海所產之珍，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里之商賈，駢肩輻輳」(《清經世文編》卷23沈寓〈治蘇〉) • 「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南北兩岸居民櫛比，而南岸尤甚。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過者爛然奪目。楓橋尤為商泊淵藪，上江諸郡及各省菽栗棉花大貿易咸聚焉，南北往來，停橈解維，俱在於此」（鄭若曾《江南經略》卷2葉60上） • 「嘗出閶市，見錯繡連雲、肩摩轂擊。楓江之舳艫銜尾，南濠之貨物如山，則謂此亦江南一都會矣」(崇禎《吳縣志》卷首 )

蘇州城近郊圖，取自《民國吳縣志》

1860年6月太平軍攻克蘇州城前,清軍火燒山塘街 蘇州山塘街的會館、公所殘跡與現況零拾

蘇州「全晉會館」與其戯台的現狀（原址應於閶門外，山西錢業商人捐建於1765年蘇州「全晉會館」與其戯台的現狀（原址應於閶門外，山西錢業商人捐建於1765年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會館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萬壽宮：蘇州的江西會館現狀（原應於閶門外留園， 1684捐建，祀許真君與天后）

四川省自貢市的西秦會館 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會館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財產龐大的商人團體 潮州會館(又名霞漳公所)，由潮州府七縣商人，於1662年捐立於閶門外，拜祀關帝。康熙47(1708)至乾隆41年(1776)近70年，以30,665兩陸續購置房地產 (洪煥椿，1990：363)。地產中，會館所在地是「座落吳縣間五圖」的一棟「門面三間，前後地基六進」建築物，「價銀四千八百五十兩」；另還購入所在地附近「市房」17所。潮州會館出租其中 16 所「市房」，乾隆49年(1784)房租銀即達1,435兩（蘇碑，頁341）

會館與燈宴：城市的集體記憶 清道光年間，蘇州人顧祿即以「棟宇壯麗，號為會館」，形容蘇州城商人「會館」的外觀。正月十五日，「是夜，俗又呼為鐙節。比戶燃雙巨臘於中堂，或安排筵席，互相宴賞。神祠、會館，鼓樂以酬，華燈萬盞，謂之燈宴」（顧祿《清嘉錄》卷1〈燈節〉頁16下-17上）

民間+官方：客商與牙行互動新局勢 蘇州「江魯公所」（also「江魯會館」）， 1781年蘇北販魚商捐款立於胥門外商人團體購買官府核可的「公製砝碼、準秤」，將這些度量衡工具「存儲公所」其作用如下：「每逢朔、望，(牙)行、客(商)會同較準；使牙行不能取巧，客商亦不致受虧」蘇州碑刻，頁289-290

匯簿日：社團經費的管理與運用 嘉慶18年（1813）〈嘉應會館碑記〉列有「各幫貨物陸續抽斂」公積金的管理辦法：「凡經手收入，及放出生息，必須經理得宜，始免侵虧之弊」。並規定每年某日為「匯簿日」，由去年選出保管人，在當天將「所有銀錢，當眾交出」，然後選出下屆的新保管人。公積金需要運用，規定：「公舉殷實借領，某分生息，須數人保結。至次年匯簿日，母利一併交出，再公舉殷實借領，毋得循情」（蘇州碑刻，頁351）

民間「公產」：政府保護階段 I 乾隆49年(1784)，「潮州會館」彙齊「歷(年)置房產設立冊簿」，將所有公產，「延請董事經理，三年一更，七邑公舉」。財產契據保管方式則是：「一應存館契據，遞交董事收執。先後更替，照簿點交，永為定例」，並請政府保護「公產」不使外人侵犯（蘇州碑刻，頁340）

民間「公產」：政府保護階段II 光緒18年(1892)「吳興會館」碑記，則反映「立案」制度的新發展：「現聞上海、江西等會館，所有產業契据等項，皆因公產，係輪流經管，恐難一律慎密，均須稟庫存貯，另錄置產簿二本，呈請蓋印。一存縣檔，一存會館，永遠執守，歷無貽誤。今吳興會館產業，事同一律。既查存上海、江西等會館成案，並核與義莊公產契据，可以存司蓋印，例章大略相同」（蘇州碑刻，頁45-46）

由習慣到規則：保護「金三陽」 清順治16年（1659）4月，蘇州、松江 37家棉布字號，聯名立碑〈蘇松兩府遵奉撫院憲禁明文〉，在「奸牙沈青臣假冒（金）三陽號記，私刊刷（布）」訟案取得勝訴乾隆元年(1736)松江府的判決：「蘇松等郡布業甚夥，但貨有精粗、長短之不齊，惟各立字號以分別。故從前盛行之字號，可以租、頂、售(賣)…乃有射利之徒，並不自立字號…或以字音相同，或以音同字異，竊冒壟斷，以偽亂真，起釁生非，病累商民」。為保障布商牌號，官員強調已有商業成案：「蘇松兩府字號布記，不許假冒雷同，著有成案」，「（今）蘇郡又有布商竊冒字號招牌」，「檄行蘇、松兩府查禁，並勒石永遵」（《上海碑刻資料選輯》頁84, 86 ）

十九世紀官員談各類訟案的證據 「如戶婚田土案之文契、身契、婚書，錢債案之合同、老賬、退約、借券等（原註：萬金老帳、日用流水鈔、鈔契，均須逐細查對），因何兩造尚未輸服之原委（原註：或因要證未到，或因尚須覆勘之處，務要記清），將諸緊要之處，熟記於心，然後將一干人證先訊一堂，須和容悅色，任其供吐，不必威嚇駁詰」

對商業訟案各類證據的謹慎 • 兩造呈交契據宜分兩類：一為「應發還者（原註：用硃筆在契空處劃一記號）」，要「當堂發還，取具領狀附卷，以免書差勒索領費」 • 二為「應存查者」，要「於堂單內註明，即粘連堂單之後，以免遺失（原註：如錢票、銀票，即飭役同本人至鋪對明，示以因訟存案，以防案未結而闗閉。對明後，其錢若干、票幾張，用紙包好，硃筆畫封，粘於堂單之後）」，案完後發還 • （穆翰《明刑管見錄》(1845)〈審案總論〉）

不只靠官員：各類幕友的協助 「幕友一席，最為要緊。至好者推薦，不可遽許，亦不可遽辭，務細訪察所薦之友品學何如。擇其善者，延之赴任。有期拜見，下關書。聘金一項，量缺致送…加以水禮八色，隨時配合。其起程船腳，或我備，或折價，商酌辦理。各處情形不同，隨時酌奪」（褚瑛《州縣初仕小補》，收入《官箴書集成》第8冊，卷上〈聘請幕友〉，頁739）

董三百：「法律人」的好出路 「余初幕時，歲修之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已為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百」。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汪輝祖《病榻夢痕錄》，頁369-370

「無縫天衣」：幕友的目標 • 「人人口供，均須畫一，乃前後照應之法也。但各人地位有不相同者，須設身處地、恰似其人」「供不可文，句句要像諺語，字字人能解，方合口脗；曾見有用之字、及字、而字，並經書內文字者，非村夫俗人口氣也」 • 案件若涉瘋病人犯，則「敘供」須「含糊錯落，似是而非，所對非所問，或有問而無供；若頭緒清楚，便非真瘋」 • 「合而觀之，理無參差，一氣呵成，儼若無縫天衣」(王又槐《辦案要略》〈敘供〉 )

訟師也「狀元」：另一類「法律人」 吳地「俗既健訟，故訟師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狀元，最低者曰大麥。然不但狀元以此道獲豐利、成家業；即大麥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贍俯仰」（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3〈朱應舉〉）「沈天池、楊玉川，有狀元、會元之號。近金荊石、潘心逸、周道卿、陳心卿，較之沈、楊雖不逮，然自是能品…至湮沒者，不可勝數」（殷聘尹《外岡志》，收《中國地方志集成：鎮志專集》冊2頁893）

令官員氣憤與頭疼的訟師 • 15世紀況鍾（1384-1442）〈況公下車各政〉：「訟棍訪著即辦，須在下車時，遲則無濟矣！」（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收《官箴書集成》冊8頁9） • 「南方健訟，雖山僻州邑，必有訟師」；「北方則不然，訟牘既簡，來訟者皆據事直書，數行可了」(袁守定《圖民錄》，《官箴書集成》冊5頁202-203)

「訟師秘本」有如黃色書刊？ • 乾隆7年（1742）例：「坊肆所刊訟師秘本如《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台秦鏡》等一切搆訟之書，盡行查禁銷毁，不許售賣。有仍行刻印者，照淫詞小說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 光緒年間薛允升評此例：「訟師之技，多係以虛為實…此等搆訟之書，階之厲也。嚴訟師，而禁及此等秘本，亦拔本塞源之意也。然刻本可禁，而抄本不可禁；且私行傳習，仍復不少，猶淫詞小說之終不能禁絕也。」（《讀例存疑（重刊本）》冊4，頁1021）

「無賴不成詞」vs. 「用其律意」 • 「牛吃房上草，風吹千斤石，狀子入公門，無賴不成詞」(《四進士》，收劉烈茂、蘇寰中、郭精銳編《車王府曲本菁華》冊5頁259 ) • 《新刻法筆新春》《詞訟指南》：「凡作狀，先須觀其事理、情勢，輕重大小緩急，而後用其律意。符合某條，乃從某條，止揀其緊要字眼、切於事情者，較達其詞。使人一看，便知其冤抑、誣告或牽連之類，務要周詳。…徒取刁名，無益於事，明者辯之」

有功於世：我是訟師，不是訟棍 • 「播弄鄉愚、恐嚇良善，從而取財者」，「乃訟棍耳，安得以師字加之！」 • 「安分良民，或為豪強欺壓，或為仇盜扳累，大則身家幾陷，小則名節攸關，捶胸飲恨，抱屈莫伸。僅假手于庸碌代書，具詞呈訴，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閱者心煩，真情難達。于此，而得一智能之士，為之代作詞狀，摘伏發奸，驚心動魄，教令對簿當堂，理直氣壯，要言不繁，卒致寃者得白，奸者坐誣，大快人心。是不惟無害于人，實有功于世！」（王有孚《一得偶談》初集，葉39下）

百戰百勝：訟師追求的境界 • 「先原情何如，次據理、按法何如，熟思審料，如與人對奕然。酌量彼我之勢、攻守闔闢之方，一著深於一著，末掉如何結局。智炳機先，謀出萬全，則制人而不受制於人，此百戰而百勝也！」（《按律便民折獄奇編》〈法家體要〉） • 「得其法，則如良將用兵，百戰百勝，無不快意。不得其法，則有司不准，終致反坐」（《折獄明珠》〈造詞雅論〉）

知法者懼法：就是要讓官吏害怕 • 「所謂含沙得白，而乃下無冤民，實民自以不冤也！則知法者懼法，豈其本來哉，其勢然也。倘曰使民無訟，則在聽訟者青天白日之化云爾」（野叟《法家須知》，明崇禎6年(1633)序刊本，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微卷，〈敘〉）

重省明清貿易政策與商業規範 1882年少數派：「這些例案、命令與裁決合輯，都由刑名幕友、稅關監督以及其他重要的中國內陸官員所掌握。儘管各省有不同的貿易習慣，但對熟悉商業法律領域的人而言，這些涉及商業問題的法律合輯仍然足以提供很好的保護，讓種種商業貿易習慣可以在審判過程中經常得到尊重」 18世紀中央政府的牙行/客商債務立法；江西地方府聯票、公告牙行「財務」；商人團體普及化訟師與幕友：做為保障商人財產安全的「充份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商貿政策與商業習慣 的 規範化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