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代法律制度

1. 元明清代法律制度

2. 主要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令右丞相何荣祖等“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令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的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元仁宗时“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称之为《风宪宏纲》。英宗时，元代地方政府还编集元初至英宗时期的法律，称之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这部元代法律汇编，共有６０卷１０类３７３目，成为研究元代法制的珍贵资料。 3．《大元通制》的制定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英宗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 典《大元通制》。这部法典共2539条，分制诏、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有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等２０篇。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3. 四等人制度 元初把境内居民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人）为二等，汉人（原来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契丹、女真人）为三等，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与西南各族人民）为四等。

4. 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 元代设刑部取代宋代大理寺，主持审判，但不能审理蒙古贵族王公案件。大宗正府专理蒙古贵族王公案件，但与刑部没有相互监督的关系。御史台虽然地位较高，但没权监督大宗正府的司法审判。 　　 另外，元代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的审判。元代中央宗教、军事、行政机关同时行使审判权，造成审判不一与法律适用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元代的统治。 2.地方司法机关 元代地方司法机构分为省、路、府、州、县，仍实行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

5. 立法活动 1.《大明律》的制定朱元璋于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颁行天下。《大明律》30卷460条，它一改唐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的格局。用以适应强化六部，取消宰相制度，集权皇帝的需要。《大明律》其律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和条文被清律所继承。 2.《明大诰》的制定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亲手订立《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等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同《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大诰》在内容上，采辑洪武年间惩治臣民过犯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令等。 3.明例的制定明代的例是由典型判例，发展而成为单行成例，例经过汇编后成为通行法律。明初限制和不主张单独使用例。明宪宗成化以后，用例之风蔓延。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刑部删定《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弘治十三年增《问刑条例》至297条，出现律、例并行的局面。至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将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合编为《大明律集解附例》，开创律例合编先例，并影响清代。 4.《大明会典》的制定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编纂《大明会典》，至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87年）成书，但未及颁行。其后，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相继编有《正德会典》、《嘉靖续纂会典》、《万历会典》等。《大明会典》基本仿照《唐六典》。

6. “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 后人比较唐律和明律时，得出了明律比唐律“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结论，即对以往的重罪加重了镇压，而对原来相对的轻罪却减轻了处罚，清代法律学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贼盗及有关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唐律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斩刑，连坐处绞只限父与子（十六岁以上），其它都可以没官为奴。而明律对犯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连坐处斩扩大到祖父、父、子、孙及伯叔父等。可见，明律明显加重对政治性犯罪处罚。 《唐明律合编》又说：“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在“重其重罪”的同时明律实行“轻其所轻”的原则。凡属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唐律列入不孝，判处徒刑三年，明律仅杖八十。子孙违反教令，唐律判处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这体现出明律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的意图。

7. “奸党”罪的创设 朱元璋洪武年间创设“奸党”罪，用以惩办官吏结党危害皇权统治的犯罪。《大明律·吏律》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主司指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从规定上看，这样的法律显然是重判。如“交结朋党紊乱朝政”，没有具体标准，也没有讲具有什么明显的危害后果，这纯粹是为统治者镇压政敌，扫除异端打开方便之门。明代每逢内部出现危机，总是迭兴大狱，并以“奸党”罪杀戮臣下。朱元璋在胡惟庸奸党案中，先后处死三万余官吏，就是明证。有关“奸党”规定的实施，导致明代冤狱，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8. 贪墨罪 　　 明代惩治官吏贪污犯罪与以往相比有许多变化。其一，处罚从重。《大明律·吏律》规定：官吏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处斩。而元律规定三百贯才处斩。明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而元律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其二，实行常赦不原的原则。朱元璋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下令：凡官吏犯赃罪不赦。这成为明代定制。其三，用刑残酷。《明大诰》规定：官吏贪污，轻者罚苦役，戍守边缰，赃满六十两银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以示警告。重典治赃吏虽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不可能根除官吏贪赃犯罪。

9. 中央司法机构 刑部主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都察院负责法律监督，也参与审判。上述三者，合称为“三法司”。 刑部因主审判，故由原来的四个司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和中央百官与京师地区的案件。审判结束，应将案卷连同罪犯移送大理寺复核，流刑以下案件，大理寺认为判决得当，刑部则具奏行刑，否则，驳回更审。死刑案件，刑部审理，大理寺复核后，须报请皇帝批准才能执行。 明代把御史台改称都察院，扩大监察组织和职权，设立左右都御史及监察御史等官，负责纠举弹劾全国上下官吏的违法犯罪，并且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工作，监督法律的执行。都察院附设监狱，关押皇帝直接交办的重要案犯。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起，明代按省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道，共设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直属都察院，分掌地方监察工作。监察御史定期巡按地方，对地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发现官吏违法犯罪，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明代通过御史巡视监察，维护了君主专制统治。

10. 明代地方司法机关 明代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县三级。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府、县两级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由知府、知县掌管狱讼事务。明代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间德高望众的耆老受理当地民间纠纷，加以调处解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此外，还应指出，明代于普通审判机关之外，还建立了特务审判机构，如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内行厂等机构，用以维护专制皇权，监视臣民，防范犯罪。

11. 九卿“圆审” 明代重要的复审制度，凡是地方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罪犯经过二审后仍不服判决者，则由六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使九卿联合审判，最后报奏皇帝裁决。明代会审制度虽然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陷，但对于减少冤假错案仍是有益处的。

12. 廷杖制度 明代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强迫臣民就范，经常使用非法之刑（非法典规定的刑罚）。诸如：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等等。但经常使用的是廷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禀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权责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崇祯皇帝也没有停止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13. 厂卫干预司法 厂卫干预司法始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始令锦衣卫负责刑狱与缉察逮捕。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其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按旨行事，并设法庭监狱，管辖“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使“天下重囚多收系锦衣卫断治”。太祖后期曾加禁止，但成祖很快恢复，且建立宦官特务机构东厂，专司“缉访谋逆，大奸恶。”其权超过锦衣卫。明宪宗、武宗时又分别建立西厂、内行厂。内行厂权力又在东、西厂之上。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干扰司法。 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 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厂卫无需事实根据，仅凭街谈巷议，片纸投入，可随意逮捕人犯执行刑罚。使得“天下皆重足屏息，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加剧社会矛盾，导致明代统治加速灭亡。

14. 乾隆朝朱批奏折

15. 《大清律例》的完成 乾隆即位，命群臣对大清律逐条考证、补充，重新编辑和详校定例，并由乾隆皇帝亲自逐条改正，不仅删减了律文，而且增删了条例。至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定名《大清律例》，刊布全国。至此，以明律为蓝本，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的修律活动，经过近百年的多次修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最终定型。它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比以往的律典更为严密周详。乾隆以后的历代皇帝严格格守“祖宗成法”，对律典再没有进行过重大修改，只是不断增编条例，直至清末修定部门法为止。 《大清律例》共七篇四十七卷30门436条，附例1049条，篇目仍是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七篇。卷一，为全部律文的详细目录。卷二，各种图表，附有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卷三，具体服制的规定。卷四、卷五，为名例律，规定了刑事惩罚总的原则和通例，以及“十恶”、“八议”、“五刑”等颇具特色的制度，附有条例。卷六至卷三十九为吏、户、礼、兵、刑、工各律的具体规定，附有条例。内容的编排均为：先是罪名，再是罪行，三是罚责。卷四十至卷四十七为总类，将相应的罪行按刑罚种类的轻重次序进行分类编排，如笞二十，就将所有应笞二十的罪行，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各律的排列集中在一起。以此类推，一目了然，这种按刑罚为目的编纂形式，是对历代国家法律的一种突破和创新。

16. 拶刑

17. 女子犯奸

18. 抓捕债务人

19. 清代五朝《会典》的制定颁行 《清会典》是清王朝各个时期规范国家机关和官吏活动，提高统治效能的重要统治手段，在管理封建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记述了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合称“五朝会典”也统称《大清会典》。 每部会典体例大致相同，但依据国家机构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如《康熙会典》是按照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内务府，大理寺及其他寺、院、府、监等机构分目。《乾隆会典》增八旗都统、步军统领。《嘉庆会典》增军机处。《光绪会典》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因此，《清会典》的内容比《唐六典》、《明会典》更为丰富，是清代重要的行政法典。

20. 清朝审

21. 立决与监候制度 清代律例规定，除凌迟刑外，死刑分斩绞二种，再分为立决与监候两种情形。一般罪名确实，应该处死者，可判斩立决或绞立决，即在当年的法定执刑期内处死。如罪有可疑，或情有可悯及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较轻的，则判斩监候或绞监候，在监收押，留待来年秋审分别处理。

22. 死刑凌迟

23. 地方司法机关 1．州(县)为第一审级州(县)作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报。一般而言，有关田土、户婚、斗殴诸般“细故”，均由州县自理。对于此类民事案件，一般均由州县或同级机关自行审理和作出判决，无须逐级审转。但命盗重案，州县初审后，应将人犯并案卷一并解赴上级机关审理。 2．府为第二审级府负责复审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提出拟罪意见，上报省按察司。凡应拟判徒刑的案件，由州县初审，依次经府、按察司、督抚逐级审核，最后由督抚作出判决。 3．省按察司为第三审级省按察司负责复审各地方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并审理军流、死刑案的人犯。对于“审供无异”者，上报督抚，如发现有疑漏，则可驳回重审，或改发本省其他州（县）、府更审。 4．总督(或巡抚)为第四审级总督(或巡抚)有权批复徒刑案件，复核军流案件，如无异议，定案并谘报刑部。流刑、充军等案，由各省督抚审结谘报刑部，由刑部有关清吏司核拟批复，由督抚向皇帝具题，最终由“三法司”核拟具奏。对死刑案则须复审，并上报中央。 发生在京师的死刑案，则由刑部直接审理，题奏于皇帝，再经三法司拟核。死刑案最终须经皇帝勾决，才能执行

24. 会审制度 1．九卿会审凡全国性重大案件，由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九个重要官员会同审理，将结果报请皇帝裁决。 “九卿会审”是从明代“九卿圆审”发展而来。 2．秋审号称“秋审大典” 。审理全国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每年秋八月在天安门金水桥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会同审理。统治者专门制定《秋审条款》，作为进行秋审的基本规范。 3．朝审朝审是对刑部判决的重案及京师附近绞、斩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其审判的组织方式与秋审大体相同，时间晚于秋审。 案件经过秋审或朝审复审程序后，分四种情况处理：第一情实：指罪情属实、罪名恰当者，奏请执行死刑；第二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3000里，或减为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留，待来年秋审再审；第三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于死刑，一般减为徒、流刑罚；第四留养承祀：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所谓“亲老丁单”就是犯人的父母老病，又无其他子孙扶养者)，可以申请“存留(免死)奉亲(扶养父母)”，是否可以留养要奏请皇帝裁决。 4．热审清前期京师笞杖刑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于每年夏天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共同进行，快速决放在监笞杖“轻刑”案犯，以体现所谓“恤刑”。清中叶以后因意义不大，废止热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