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1. 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秦 晖

2. 消除“恩赐”观，走上宪政路 5月9日，广东省委领导人汪洋在党代会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此话立即引发“热议”。有人说他只不过说出了个“常识”，但这个常识，许多人是陌生已久矣。 晚清的维新派已经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何有谢恩之说乎？（谭嗣同《仁学》）

3. 何谓 “政府责任”？ 凡亚比台风：风力最大时横扫台湾，死2人。

4. “台湾脉动：陈菊遭呛为灾情道歉 ” • “高雄市长陈菊台风天睡觉惹风波” • “姚立明：陈菊被台风‘破了功’” • 陈菊在高雄市议会率领官员公开道歉。……市府公布陈菊官邸的监视器画面，试图证明陈菊当天人的确在高雄市坐镇，而不是外传到高雄县跑选举行程。不过议员还是认为，只凭官邸监视器“不清不楚”的监视画面，车牌也不明显，不能证明当日行程。……副市长李永得表示，陈菊又不是刑事犯，“拿出监视器画面，就足以证明有诚意”，对于“市长在哪里”的话题为何延烧这么多日，感到相当不解。 • “国民党大动作追查高雄市长陈菊9月19号风灾当天行程，……面对市议员的提问，陈菊的声音越来越小，语气越来越不肯定。高雄市政府团队主动公布陈菊9月19号台风当天行程的影片，乍看之下，营造出的气氛，是下午2点到5点，陈菊都是在高雄市区从北跑到南，但事实上，监视器画面只有模糊的车影，没有陈菊本人现身。抵挡不住国民党议员的连番逼问，陈菊率领团队低头道歉，承认919风灾当天下午2点到5点，她在官邸休息。……蓝营议员认为，只有自责还不够，陈菊必须下台负责。” • 陈菊“语带哽咽地说：‘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推卸责任，……我只有向市民道歉、道歉、再道歉！” • “视察灾情不停道歉，灾民呛陈菊‘不必选了’！”

5. 凡亚比台风：登陆广东时减为低气压，但暴雨死亡失踪136人凡亚比台风：登陆广东时减为低气压，但暴雨死亡失踪136人

6. “对阳江、茂名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在抢险救灾中表现出来的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面貌表示崇高的敬意。”“对阳江、茂名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在抢险救灾中表现出来的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面貌表示崇高的敬意。” • “广州市委、市政府向阳江市捐助200万元救灾款，帮助阳江市受灾地区的群众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当天，阳江市委市政府向广州市委市政府发来感谢信。” • “宣传舆论要更加积极。要大力宣传报道抢险救灾和复产重建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重点宣传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特别要宣传报道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让灾区群众更真切地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

7. “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 • 如果饿死了，那就怪“自然灾害”？ • 千恩万谢政府，厉声“逼捐”富人？

8. 什么是“福利国家”？ • 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 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 • 福利国家的成就 • 福利国家危机及其应对 • 福利国家会消失吗？ • 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启示

9. 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 有人说：福利国家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只搞分配的，如果搞生产，那就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了。此说不完全对，因为像法国、奥地利、以色列、印度这类“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或曾经有大量的国有企业。 • 人们通常强调的是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之别。他们指出“福利国家”是一种“大政府”的主张。但严格说来，福利国家只是“大责任政府”，而未必是大权力政府，尤其不是权力无限制的政府。 • 事实上，最早提到“福利国家”的人，包括它的指责者和提倡者，主要都是强调它与另一些“大政府”的区别，而不是与“自由”的区别。

10. 福利国家：首先是“大责任政府”

11. 先说讨厌福利国家的人 • 有人考证说历史上“福利国家”一词最早见于德语，即Wohlfahrstaat，时在19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当时它是右派用以攻击社会民主党政府（据说她“过度关注对人民的给予，而不是要求人民为德国的荣誉与强权而奉献”）的贬义词。[1] • 然而，这些反对魏玛民主的极右翼人士本身也是大国家主义者，他们鄙视“福利国家”的“小恩小惠”而向往穷兵黩武的大帝国。显然，他们绝不主张所谓自由放任。 • 我国秦时的法家是彻底的反福利者：“贫穷者，非侈则惰也”，救济他们就是“夺力俭而与侈惰”。（《韩非子·显学》）然而他们也反自由，主张“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商君书》） • 毛泽东当年曾大赞曰：“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12. 再说喜欢福利国家的人 • 英语“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据说是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1930年代第一次用，他把英美等民主国家称为福利国家，而区别于“强权国家”（power state），后者指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等类型，其特点是“把国家或政府当成目标，而人民大众成了从属的工具”。 • 稍后不久，经济学家舒斯特(George Schuster)也在1937年提到：“削弱独裁者在强权国家中影响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的福利国家表明它更能为人民提供幸福”。[1] • 但是这个词组之广为人知，则始于坎特伯雷大主教W. 坦普尔的宣示。 • 坦普尔年轻时是英国工党成员、民主社会主义者，1908年他成为教会神职人员后著文主张“进化式的社会主义”，并认为教会主张的选择是“介于社会主义与异教徒（指再浸礼派等主张平等主义社会改革的激进教派）之间”。1927年他在神学著作中主张“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一主张的实质是“有人道面貌的资本主义”。[2]

13. “welfare state” vs “warfare State” • 1942年他当选英国基督教最高教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直至1944年在任上逝世。 • 当时正值二战艰苦岁月，英国不分朝野左右，团结一致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超越世俗左右之上的基督教信仰和世俗政治中左右共同遵守的宪政民主规则成为团结全国、振奋民族精神的两大基础，代表前者的教会与体现后者的政府也合作得异乎寻常地好。 • 坦普尔在任的这个时期因而成为近代政教分离后英国教会对世俗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坦普尔就任最高教职前夕于1941年发表的《公民与教徒》一书也因此名重一时，传播极广。 • 在书中坦普尔除了与齐默恩一样用“福利国家”概念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和纳粹式的“强权国家”以外，还借助“福利（welfare）”和“战争（warfare）两词的音近作文章，把英美这类由公民授权为公众提供福利保障的民主国家称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而把德意等极权国家称为“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3]

14. 总之，在“福利国家”一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里，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从反对福利国家的极右翼到倡导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与神学家，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极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相对立的。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vs自由放任”这种对立，包括上面那幅以二维四分图定义的概念，那只有在排除专制、极权制度后的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凸显。总之，在“福利国家”一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里，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从反对福利国家的极右翼到倡导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与神学家，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极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相对立的。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vs自由放任”这种对立，包括上面那幅以二维四分图定义的概念，那只有在排除专制、极权制度后的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凸显。

15. 但是坦普尔没有解释 • 纳粹德国也搞福利，何以不是“福 • 利国家”？ • 英国当时也全力参战， 何以不是“战争国家”？

16. 福利国家和“强权国家的三大区别 • 我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区别是可以清楚划分的： • 1，福利是可问之责，还是必谢之恩？——福利国家不是“皇恩国家”。 • 2，福利是正调节，还是反调节？——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会有“负福利”。 • 3，百姓要求于政府，还是官府要求于百姓？——“主仆”权责是否倒置。

17. 1，“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是政府责任，不是“皇恩浩荡” • “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不同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 • 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哪怕是“善意弄权”）。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 • 因此，如果把“福利国家”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福利国家”的——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福利国家这种安排。

18. 2，“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必须是正调节 • 如果是负调节，即“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所谓“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黄宗羲语），那就是“负福利”。 • 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可能有“负福利”，他们也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专制国家如果不引入“负福利”概念，就没法进行最基本的分析。 • 例如我国过去皇上根本不领工资，不仅“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财政管，三千佳丽、九重宫室、百里苑囿、万顷陵园也都是国家权力“二次分配”的结果。皇室之外，各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都源于这种机制。这自然不是“自由放任”，但这是“福利国家”吗？

19. 两种“二次分配” • 1960－1980年间主要民主国家二次分配前后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 美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挪威 芬兰 瑞典 二次分配前 0.34 0.50 0.38 0.45 0.35 0.46 0.39 二次分配后 0.324 0.309 0.276 0.262 0.238 0.225 0.202 1978年我国城市内部分配基尼系数为0.164，农村内部也仅0.227，但主要由于“福利”因素，城乡合计就达0.331。如果再考虑城市内部的负福利（毛泽东说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殷大魁说的“公费医疗支出80％用于领导干部”，那就更不得了。

20. 江苏省是推行“新农合”的排头兵 2007年“参合率”达95%，居全国首位，各项农村卫生指标也大都名列榜首。 该年“新农合”覆盖4300万农民，人均筹资76元，超过国家规定许多。但就是这个省份，仍有约700万人未覆盖。而另一方面，该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1088万人，人均筹资150-550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1434万人，人均筹资1200-1500元；而公费医疗制度覆盖人口仅14.4万人，人均筹资却达4200-6000元。 根据这组数字，可以算出基尼系数0.7左右

21. 江苏省福利性卫生费用分配的洛仑兹曲线

22. 向“零福利”靠近 当然，笔者仍然认为“新农合”、尤其是江苏省的那种新农合是应该称赞的一大进步。因为相比于过去全部福利资源都在少数人中分配、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外的状态相比，如今江苏农民不仅开始享有福利，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虽然总体上还远未脱离负福利状态，但负福利的程度已经比过去降低。 不过，这种状态长远地看固然可以说是向福利国家迈进，就当前而言毋宁说首先是在向被称为“自由放任”的低福利国家靠近——负福利程度的减少不是意味著向“零福利”接近吗？而只有达到零福利这一临界点，正调节才开始起步，“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才开始成为真问题。在此之前，古典自由主义者固然不可能主张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赞同福利国家的人士

24. 福利与“负福利” • 先有公平的自由竞争，再用民主的二次分配减少竞争造成的不均。这叫福利国家。 • 先取消自由而代之以虚幻的“平均”，再以不民主的“特权福利”造成严重的等级分化，这叫“负福利”国家。 • 负福利就是用强权“劫贫济富”，其不公正甚于“零福利”或“自由放任”。 • （公费医疗问题，关于“企业盖房”的争论，“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 ）

25. 3，“福利”必须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反过来3，“福利”必须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反过来 • “政府保证就业”是福利，政府强迫劳动就不是（如古拉格、奥斯威辛）。 • 以廉租房与福利公屋来改造“贫民窟”那是福利，而用铁腕“城管”拆掉穷人的“违章建筑”来“消灭贫民窟”就不是。 •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是福利，强制性“收容遣送”就不是。 • 政府提供免费教育是福利，政府把无力掏钱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抓起来示众就不是。 • 国家提供养老保险是福利，国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令其自耕终老而不许留在城里“给政府添麻烦”就不是。 • “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说提供保障的责任不能私有化（不能让老百姓自己保障自己而国家不负责任），而享受保障的权利当然属于每个公民（而不是属于“公家”），因此这种权利当然是“私有化”的。如果反过来，是老百姓承担责任而“公家”享受保障，那还叫社会福利吗？

26. 如此消除贫民窟

27. 以上3个标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福利国家必须首先是民主国家以上3个标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福利国家必须首先是民主国家 • 福利国家一般税率较高，而且尤其是对富人征收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累进税高。但是这个“定理”的逆定理，即“凡高税率，或者具有抑富性质的累进税率的就是福利国家”则不能成立。 • 高税率国家未必就是福利国家容易理解：否则任何横征暴敛的国家都可以叫福利国家了。那么为什么具有抑富税率的国家也未必是福利国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抑富”未必就是为了济贫——请注意，这里讲的并非抑富能不能济贫。一些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常常论证抑富并不能真正达到济贫，并以此批评福利国家，对此可以再讨论。但是，在宪政民主制度“无代表（公民）不纳税”和“无代表（财政）不支付”的规则下，抑富至少不可能是为权贵而“与民争利”。 • 然而如果没有上述规则，权贵借“抑富”而“与民争利”是完全可能的。我国古代的法家就一方面说“民富则淫”，主张“重租税以困辱之”[1]；另一方面又认为“贫弱者，非侈即惰也”，坚决反对救助他们。于是从汉武帝“告缗遍天下”，到明末崇祯帝的加派政策宣称“弗以累贫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诛”[2]，多次弄到“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3]“豪民巨族铲削殆尽”。[4]但是贫民不但没有得到什么福利，反而陷入绝境，以至于官逼民反，天下大乱。 • 马克思也曾指出：封建制度的经济特征是“特权、例外权、对财产的干预与加之于工商业的重税”。[5]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这种东西就是“福利国家”。

28. 民主制度下天然有公众福利要求 • 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讲过民主制导致“穷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过从债务豁免到“观剧津贴”、从“面包与马戏”到儿童补助之类的“古代福利国家”制度，从来没人说那是从波斯帝国学来的吧？ • 今天香港的张五常、李嘉诚诸先生也成天担心“民主化会导致福利社会”，但他们从不担心我党治港会导致福利社会！

29. “古代福利国家” 图拉真废债 图拉真分发alimenta

30. 从“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学习苏联”说之谬从“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学习苏联”说之谬 • 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共产党人外，苏联对西方一般公众的价值吸引力，主要限于1929-1956年间。 • 在此以前西方经济高度繁荣，而苏联那时还谈不上什么经济成就，媒体上报道的是她经济贫困、时有饥荒、政治专制、缺少自由，一般西方公众对此难有好印象。 • 1929年以后情况大变：西方出现大危机与大萧条，公众怨声载道，而苏联经济却高速增长，实现了工业化，令人刮目相看。加上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打败纳粹德国，更使当时与之结盟的西方公众产生好感。西方各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时队伍明显扩大。因此要说“学习苏联”，也就是这时了。 • 而到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当年匈牙利事件的血腥一幕更在西方公众中引起极大震动，这个体制的声誉便一落千丈，西方各国共产党几乎都出现了退党狂潮，影响剧降。可以说这时苏联对西方公众已经成了“反面教材”了。

31. 而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从17世纪的济贫法、19世纪的“托利社会主义”到20世纪的福利国家。其中1929—1956年苏联有道义影响的时期只是一小段，而且，除美国的“新政”主要出现在这个时期（但如前所述也很难说是“学苏联”）外，其他西方国家公共福利制度形成的关键进展几乎都不在这一时期而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从17世纪的济贫法、19世纪的“托利社会主义”到20世纪的福利国家。其中1929—1956年苏联有道义影响的时期只是一小段，而且，除美国的“新政”主要出现在这个时期（但如前所述也很难说是“学苏联”）外，其他西方国家公共福利制度形成的关键进展几乎都不在这一时期 • 英国主要社会保障制度立法一般认为主要有63项。其中：19世纪出台7项，1900年代7项，1910年代8项，1920年代11项，1930年代4项，1940年代7项，1950年代3项，1960年代1项，1970年代8项，1980年代2项，1990年代5项。[1]也就是说只有14项形成于上述时期。 • 通常认为，英国福利制度从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始至今400多年有三次大改革，即1834年新济贫法、1870－1914年福利改革（以1908年养老金法和1911年国民保险法为标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的改革（这次改革使1948年工党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 • 但是，我国学者丁建定认为只有1870－1914年的那一轮才是“根本性转变”，1834年济贫法只是“旧济贫法”的调整，而战后的工党改革只是“对1870－1914年建立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改和完善”，两者都不是根本性的。[2]

32. 联邦德国的福利制度虽然起源于俾斯麦时代，高度发达于二战之后的“社会市场经济”时代，但关键性的进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实现的联邦德国的福利制度虽然起源于俾斯麦时代，高度发达于二战之后的“社会市场经济”时代，但关键性的进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实现的 • 1918年魏玛共和国成立不久，就颁布了工人保护令、失业救济令、劳动时间法、团体协约法。1919年魏玛宪法公布，其第165条规定建立工厂委员会制度，从而开始了后来所说的“工业民主制”。 • 1920年又推出工厂会议法，1922年推出工作介绍法、工业法院法、劳动扩张法、劳动仲裁法、儿童保护法。1923年推出残疾救助法，1924年：公共救助法、失业救济法。1926年：劳动法院法；1929年：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法；1930年：经济代表组织法；等等。[3]显然，这些关键步骤也都与苏联影响无关。 • 至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她上台前就极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1920年上台后便付诸实践。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一样，他们都是老牌社会主义政党，甚至还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老大哥”。说他们是学了苏联才要搞福利国家，就更莫明其妙了。

33. “毛巴马”闹剧

34. 大洋两岸共演“毛巴马”

35. 不过现在调子似乎变了……

36. 官方《环球时报》招集“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官方《环球时报》招集“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 谈着谈着，骂起福利国家来了。 • 房宁：“前段时间去欧洲考察，到了英国、希腊、匈牙利。这才意识到，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于是就妒忌咱中国的低福利、血汗工厂，弄个和平奖来恶心中国。 • 王小东：“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有什么不对？ • 倪峰：“这两年，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37. 福利国家养懒汉，西方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而是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这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而是中国“官方左派”学者说的！福利国家养懒汉，西方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而是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这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而是中国“官方左派”学者说的！ • 福利国家是万恶之源，血汗工厂是制胜之宝：“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挣一点辛苦钱”，“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不让！他们“人权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存心想搞垮咱们的血汗工厂！ • 中国百姓干得更多过得更苦，这“没什么不对”，也不允许改变。可是据说过去“旧社会”的穷人就是“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勤劳肯干，且肯忍受更低生活水平”，这又有什么不对，何以要“革命”呢？ •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我们“影响不大”（咱们早就比他们更资本主义了），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民主思想“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38. 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西方的“共产党”处心积虑要颠覆咱们中国的“资本主义”！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西方的“共产党”处心积虑要颠覆咱们中国的“资本主义”！ • 过去左派称赞福利国家，说福利国家是跟共产国家学的。现在他们却大骂人家要向我们输入福利国家！ • 当然，过去我们的左派也骂过福利国家，理由是福利国家只均富不共产，太保守，不过瘾。但现在我们的左派（用房宁的话说）“早已挂起‘免战牌’了”，他们不搞共产而只骂均富，要对老百姓实行“苦头主义”来抵制西方“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 • 过去他们也搞“专政”，说这专政是对付资本家的，是保证百姓福利的，而现在这专政恰恰是要防御“福利主义”的影响，它要对付的是——

39. “公益广告”：下岗工人之歌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

40. 近年来中国媒体曾多次播出这样一则广告： • “法国诗妤化妆品企业集团组建于1983年，总部位于巴黎东北市郊、风景如画的克利希苏布瓦市……”

41. 克利西苏布瓦(Clichy sous Bois)距巴黎市中心15.8公里，按“大巴黎”市政区划属93区（按国家行政区划则为塞纳－圣但尼省）。历史上是国王狩猎区的一个小村庄，1955年开始城市化，成为法国“福利国家”扶贫制度下一处大型公屋社区，现人口约3万，主要是来自北非的贫困穆斯林移民。 全镇基本是一绿地环绕的现代化公寓楼群，规划整齐，建筑密度较低。 3.95平方公里面积中，1.1平方公里是连片森林公园，

42. 国王打猎行宫 克镇新建筑 从一中产社区远眺克镇 克镇近景

43. “风景如画的 克利希苏布瓦”

44. 镇公所 第二代公屋 第三代公屋

45. “风景如画”背后的危机

46. 2005年10月27日…… • 下午，警察在处理一盗窃案时要检查三名非裔青少年证件，三人惊奔，不幸闯入变电站，二人触电身亡。 • 次日克镇青少年群起上街，烧车砸店，骚乱发生。并蔓延其他移民城镇，持续20日之久。 • 直到11月16日骚乱平息，期间约有一万辆汽车被烧毁，650人被捕入狱，经济损失巨大。当局实施了包括宵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多项非常应对措施。 • 不幸中之幸：除引发骚乱的2人死亡事件外，整个这场持续三周的大规模骚乱中未死一人。而且，虽然参与者基本是穆斯林青少年，但骚乱本身并无宗教色彩，也无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插手。

47. 骚乱的蔓延 10月28日克镇 11月12日全国 11月初大巴黎 11月6日全国

49. 当代福利国家危机的主要症状 • 一般福利制度下的问题： • 1，“福利病”（“过度福利”导致效率损失、投资率下降、“高福利诱导下的失业率”、公共财政危机） • 2，“第二种政府失灵”：福利国家的官僚化趋势与浪费 • 3，老龄社会与移民问题的挑战

50. 民主福利国家特有的问题： • 4，“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民众对“权小责大的最好政府”之追求导致“反向的尺蠖效应”。（“里根之谜”与巴黎11区政府“罢工”事件） • 5，民主转轨国家的福利困境：民主条件下限权容易卸责难，导致“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波兰劳工法、捷克克劳斯现象） • 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 • 6，全球化的挑战：资本对工会“惹不起躲得起”，资本流出、廉价商品涌入、税源减少、工会边缘化。“低工资竞争”尚可对付，“低人权竞争”的确受不了。 • 7，福利国家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冲突：“发展不是大问题，关键在于可持续，潇洒才是硬道理，国家竞争难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