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術與宗教擴大接觸下的互動

1. 中外學術與宗教擴大接觸下的互動 邱澎生（2013/04/03）

2. 晚明以下越來越多的西方傳教士 淵源：13世紀方濟會派教士，入元朝宮廷（林梅村〈元人畫跡中的歐洲傳教士〉《九州學林》5,4(2007) 耶穌會(1540年創) 入印度、東南亞、日、中傳教。方濟會、道明會、奧古斯丁會也由歐洲向外展開傳教事業 「傳教，兼通商」的天主教國家。 耶穌會的有名教士：沙勿略（Francois Xavier）、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艾儒略(Jules Aleni)、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參見：費賴之（Louis Pfister）《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譯，1938）；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北京：2007）。耶穌會策略：結交中國士人與皇帝 註：十八世紀「先商業，後傳教」的新教各國：1795倫敦傳道會；1807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抵澳門（David E. Mungello《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2007）；新教策略：設醫院、辦學校

3.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與徐光啟(1562-1633)的相遇與知交 1549年，沙勿略到達日本鹿兒島傳教，理解到中國對日本的文化影響力；嘉靖31年(1552)，抵達廣東台山縣的上川島，但未能展開傳教事業。萬曆7年(1579)，羅明堅到達澳門，開始學習漢語，並數次入內地傳教；同年，利瑪竇也抵達澳門，次年隨羅明堅到肇慶傳教。數年後，羅明堅離華，利氏則始終在中國傳教，既學習中國典籍，也深入廣東、江西、南京與江南傳教。萬曆28年(1600)進入北京，向萬曆皇帝呈獻天主像、聖母像、十字架、自鳴鐘、萬國圖志等物品，得到神宗歡心，賜住宣武門內，並准許設立天主堂。萬曆34年(1606)，口授徐光啟，節譯了歐幾里得原著、克拉維斯(C. Clavius, 1537-1612)註解的《幾何原本》6卷，後又與李之藻合作，結合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以及程大位《算法統宗》，編成《同文算指》，滙通中西數學，也引入並普及了「筆算」

4. 建立「天學」：耶穌會士的「驅佛補儒」 摸索出「驅佛補儒」的策略：由歐羅巴來的黑衣「僧人」，到以中國經典駁倒高僧（如雪浪大師黃洪恩）的衣冠「儒者」（兩人辯論「詳情」，可見：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1983，頁365-367、486） 吸引士人的知識與器物：世界地圖；筆算、代數；記憶術、演說術；曆法、天文學；火炮；自鳴鐘；地球儀；望遠鏡；水利學 明末支持天主教傳入中國的「三大柱石」：徐光啟（1603於南京受洗，教名「保祿」）、李之藻（1610，北京）、楊廷筠（1611，杭州） 明末在中國創建的「天學」：既補儒，也補「耶」

5. 在中國建立「天學」：徐光啟的事例 徐光啟（1562-1633, 松江府上海縣人），萬曆9年(1581)考中秀才，在家鄉教書；21年(1593)赴廣東韶州教書，識得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Cattaneo）。萬曆25年(1597)因考官焦竑賞識而取中順天鄉試「解元」，但次年禮部考試未中，返家教書。28年(1600)赴南京拜見老師焦竑，得識利瑪竇；31年(1603)在南京受洗（教名保祿）；32年(1604)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讀書期間，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40年(1612)，與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合譯《泰西水法》；44年「南京教案」發生，上疏為耶穌會士辯護。天啟3年(1623)完成《農政全書》草稿。崇禎3年(1630)任禮部尚書，4年進《崇禎曆書》，5年兼東閣大學士；6年(1633)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年10月卒於任上 徐保祿孫女徐甘第大，有法文傳記傳世，為耶穌會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比利時人）編撰（ 1688年法文原版 Histoire d’une Dame Chretienne de Chine ou Madame CandideHiu, 1607-1680.後又譯為西班牙文等歐語）。民國27年(1938)，由徐允希神父（徐光啟十世孫）中譯為《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事略》（重印本，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3）

6. 費心籌劃以及士大夫的保護 「首先入北京的，是利瑪竇神父，在1600年萬曆臨朝的時期。其時，利神父自西洋帶去時鳴鐘、儀器、樂器及圖像等物…（他）籌劃進京事，足有十七年之久，不知費了多少心機，經了多少逆折，卒因帶去的物件，得進北京，從此信德的福音，傳到了全中國。其後教士在京，全賴徐公保祿一人保護得力」 「我們教士在歐洲搜集繪像、圖書、箱匣、望遠鏡、時鳴鐘、碑帖、風景圖等，莫非為交結中國的官員與文人而已」；「因祖父酷好西學西器，乃把輿圖、地球儀、日晷、時鳴鐘等天文儀器…奉贈祖父…」（《一位中國奉教太太》頁11、10、9）

7. 地圖與記憶術：驚奇有用的西洋學術 由《萬國圖志》到萬曆30年(1602)李之藻代呈皇帝的《坤輿萬國全圖》。此圖係以1570年奧代理（Ortelius）平面投影繪圖法製作之世界地圖為依據（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171-172） 萬曆23年(1595)利瑪竇《西國記法》（《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143-168）。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梅義徵等譯，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 Frances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1966)台北：2005）

8.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1602)

9. Made in China: 中國自製的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1608年，192cm*346cm），萬曆宮中太監仿1602利瑪竇地圖製成，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編No.77

10. 流傳中國宮廷的世界地圖與地球儀 萬曆31年(1603)刻印的《兩儀玄覽圖》（八條屏幅，200cm* 442cm），清初流入宮廷，並在圖說漢字旁，添加滿文標音（《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編No.57-59；圖說頁4） 在中國製造的地球儀：耶穌會士於明代天啟3年(1623)製於北京城，明亡，收入清廷內府。清亡後，散落宮外；1938年，由英人購得，現藏於英國博物館(British Museum)（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編No.91-93；圖說頁6 ）

11. 明末在中國製成的地球儀：非洲部分 明天啟3年(1623)地球儀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編

12. 明末在中國製成的地球儀：美洲部分 明天啟3年(1623)地球儀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編

13. 聖母換觀音：「天學」下的民間信仰 明末一位受洗的中國教徒，向耶穌會神父抱怨其妻子仍然信奉「異端」，並指稱其妻子因為擔心生產安全，而曾經搶救他試圖燒掉的觀音「偶像」。神父因而建議道：「用一幅聖母像代替觀音的偶像，要他的老婆每天念七遍我們的父和七遍福哉瑪利亞，禮敬聖母的七次節日」，結果「丈夫的權威生了效，他們的兒子在聖母顯靈節那天異乎尋常地平安誕生了，無疑是得到聖母的特別幫助」，這件事情「終於使全家成為基督徒」（《利瑪竇中國札記》頁445）

14. 藉「亞孟」求雨的中國教民 山西省霍縣渠首村的劉家莊，當地半數以上村民信仰天主教，村內建有聖母堂。每逢天旱，他們也與其他鄰村一樣有祈雨儀式，但所不同者，則是他們在堂內誦讀〈天旱求雨經〉： 「全能至智至仁天主，初造天地，各賦物類本德，生草木五穀各吾人日用糧。緣我得罪之極，冒用主恩，以致動主義怒，不降雨澤，滋潤我處。誠為至當，我今認罪，痛悔求赦，望息主怒，興雲施雨，以護我命。今立志勉力為善，寧死不敢復犯。亞孟。」（董曉萍、藍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獻與民俗》頁269）

15. 耶穌會士與陽明學者的匯合 • 耶穌會採用驅佛補儒以建構「天學」的這種中國傳教策略，恰巧與中國內部知識群體的變化相互呼應：明代中後期的「程朱、陽明」學術爭議，便利耶穌會士「滲入王學開拓的空間」，成為一種「策略聯盟」（參見：朱維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導言〉頁12-18）

16. 徐光啟以外的耶穌會士支持者 • 羅明堅與利瑪竇進入的廣東，以及利瑪竇後來居住長達12年的廣東，「正是王學的策源地」；而准許耶穌會士打開省會大門的總督郭應聘，先前在廣西巡撫任上，便曾「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可知心繫王學」。但其後任的劉繼文，則「以清洗間諜的可怕藉口將利瑪竇趕出肇慶」 • 「在（廣東）韶州，利瑪竇結交了兩位終身朋友，其一瞿太素，是江右王門章本清的弟子…（其二）為南雄同知王應麟，由他任順天府尹時為利瑪竇葬地所撰碑記，表明他也從王學角度理解利瑪竇的言行」（朱維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導言〉頁15）

17. 利瑪竇與李贄的交遊 • 萬曆26年(1598)，李贄在南京送利瑪竇的一把扇子上題詩：「消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剎剎標名姓，山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光上國未？中天日正明」（《焚書》卷6 〈題西人利希泰〉 。註：「希泰」，即「泰西」的倒讀，利瑪竇學中國士人，為自己取字，並首開變西文姓名為中文姓名的先例） • 李卓吾對較他年輕25歲的利瑪竇，看來是「真心欣賞的」，他並把利氏《交友論》這部以拉丁文與中文對照而用問答體寫成的西方倫理格言集，抄錄數份寄給他在湖廣的學生，還在給友人信中大力稱揚利氏：「是一極標緻人，內甚玲瓏，外甚樸實。吾所見，未有其比」 • 引見：朱維錚，〈利瑪竇與李卓吾〉，收入氏著《走出中世紀（增訂本）》頁96-102

18. 道不同，即可殺：可怕的「衛道之士」 • 李贄（嘉靖6-萬曆28年,1527-1602，嘉靖31年福建鄉試舉人），多次遭地方官以「左道惑眾」而受驅逐，萬曆28年，因禮科給事中張問達指控「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懼，狂誕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實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萬曆下旨入獄。在獄中，李贄以剃刀自刎，時年七十六（轉引：容肇祖《明代思想史》頁232-233） • 參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7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19. 知識的根基，在自身良知，不在既定權威 • 焦竑（嘉靖19-萬曆48年,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師事羅汝芳；萬曆17年，年五十，考錄進士第一名，授翰林院編撰（參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頁256-269） • 焦竑：「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為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也！」（《焦氏筆乘續集》，轉引容肇祖，頁258） • 對焦竑這類陽明學者而言，耶穌會士的「天學」，又何嘗不可以與「盡性至命之學」相互「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