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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和平与危机. 核革命和军备竞赛 美苏冷战关系的基本特征 台湾海峡的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 冷战的特征 冷战中的第三世界. 沃尔特 · 李普曼，“冷战”一词的发明者. 补充阅读文献. 章百家、牛军（主编）， 《 冷战与中国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 斯帕尼尔，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 》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沈志华， 《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小阿瑟 · 施莱辛格， 《 一千天：约翰 · 菲 · 肯尼迪在白宫 》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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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和平与危机 核革命和军备竞赛 美苏冷战关系的基本特征 台湾海峡的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 冷战的特征 冷战中的第三世界 沃尔特·李普曼，“冷战”一词的发明者
补充阅读文献 • 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 •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商务印书馆，1981年 • 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 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2000年。
核武器：新的国际政治因素 Fat Man 1945年8月6日 广岛原子弹 1946年8月9日 长崎原子弹 1949年9月 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52年11月 美国在太平洋实验氢弹 1953年8月8日 苏联爆炸第一颗氢弹 Little Boy 1953年，奥本海默就在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指出，美苏是“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核战争的结果是同归于尽。
爱因斯坦敦促罗斯福研制核弹信原件 核革命中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萨哈罗夫……恳求不要让我们的军事人员再进行什么试验。他显然是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我理解他，而且深受感动。谁都会感动的。人们说，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我感说他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一想到科学有可能被用来摧毁生命，污染空气，用放射性中毒来慢慢杀死人类，他就非常愤恨。可是他以为由于自己发展了氢弹，就有权利决定将来怎样使用氢弹，这却是过分了。 ——赫鲁晓夫
冷战中美苏冷战关系的稳定性 冷战在欧洲和东亚展开的过程就是以政治军事对抗为基础的美苏关系形成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也是双方逐渐在战略上达成均衡的过程。因为在对抗中维持稳定和均衡是双方的共同愿望，因为它们都认识到打破均衡意味着双方都不能承受的战争，是核条件下的“互相确保摧毁”（MAD）。美苏之间没有领土争端，对对方和对方的盟国没有领土野心，美苏各自盟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欧洲的领土问题）通过二战已经得到解决。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军事对抗有重大差别。 从五十年代初以后直到七十年代，美苏两国都基本上以保持自己既得的战略利益和势力范围为首要的目标。在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内，双方都不着力去从对方的地盘中挖出一块来。大概1953年后苏联就看到了西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所以宣布不干涉西方阵营的内部事务，放弃世界革命。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比美国的势力范围要不稳定得多，1956年和1968年都出现了分裂苏联的势力范围的可能性。但即使在出现了这种诱惑的时候，美国在口头谴责的之外也并没有采取切实的行动。除了马歇尔计划中对波兰和捷克的邀请，“楔子战略”从来没有被加以切实的执行。苏南冲突、中苏分裂都不是美国“打楔子”的结果。美国在苏南冲突后才对南斯拉夫进行援助。它们都希望对方的阵营中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但基本上也更多地停留在希望上，而不直接出面采取促成这种变化的行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曾两次尝试使既定的战略格局产生某些变动，以争取更大的优势，但看到美国的决心后也悻悻作罢。
冷战双方军事对抗的防御特征 双方政策的灵魂或者说基本性质都是防御而不是进攻，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艾森豪威尔政府号称采取“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但真正决策的政治家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恫吓而不是现实可行的政策，1954年被提出，但6年后就被肯尼迪政府“战略多元论”和灵活反应战略所取代了。军备竞赛实际上是在互不信任的基础上为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作准备，是出于恐惧为争取心理优势而进行的举动，而不是意味着要用战争的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对抗中出现了热战危机和热战，但双方在危机和战争中的行动都以避免美苏直接的战争为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对抗激化时美苏都曾摆出不惜进行战争的架势，甚至发出核恫吓，但私下都通过紧锣密鼓的外交，通过讨价还价和让步化解危机或限制战争规模。在对抗中它们逐渐形成了默契，在公开的对抗背后进行私下的讨价还价，建立了秘密通信、热线电话和秘密渠道（confidential channel），往往在这里而不是公开的声明和常规外交活动中才能反映实质性的政策底线和意图。
冷战的意识形态特征 它们都把在经济上最终超过对方、建立更美好的社会、推广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争取到更多的追随者作为最终战胜对方的深层决定性因素。在欧洲和亚洲的冷战格局趣于稳定后，第三世界在整体上对美苏双方的意义在于政治方面即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军事方面。在第三世界并没有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双方都要在那里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即使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权力真空的过程中有超出单纯防卫性质的行动，极力避免与对方发生公开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而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对美苏都没有好感，许多国家明确表示不加入任何一方（不结盟），所以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作为也是有限的，争取到完全的盟友的情况并不多见。 我们只不过存在了42年，再过7年，我们将达到美国同等水平。当我们赶上你们，从你们身边经过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 ——赫鲁晓夫1959年在“厨房辩论”中对尼克松说
欧洲冷战的相对稳定局面 1953年斯大林逝世，朝鲜战争结束，美苏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外界发出讯号，表示“感兴趣的是未来”，呼吁美苏对话。朝鲜战争后期，美苏在促进签定停战协定上也进行了合作。 1954年4月底，关于印度支那的内瓦国际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苏、中、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老挝，达成了关于印支问题的决议，美国没有在协定上签字，但是表示不使用武力来妨碍协议的实施。 1955年是缓和有重大进展的一年。年2月，苏联公开表示改变过去所坚持的对奥和约必须以对德和约为前提的立场，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奥地利战后安排问题打开大门，5月，美、苏、英、法和奥地利签定和约，规定奥地利的中立地位，结束了奥地利被四大国分割占领的局面。这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缓和。 1955年7月，四大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艾森豪威尔、艾登、富尔、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参加，讨论欧洲集体安全、德国统一和裁军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毕竟重新开启了战后美苏之间的最高层对话，而且都表示了加强缓和和促进交流的意向。1955年9月，阿登纳访问苏联。13日，苏联和德国签定条约，建立外交关系。（赫鲁晓夫提出中国问题；德方仍坚持哈尔斯坦主义。）之后赫鲁晓夫不断发出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的暗示或呼吁。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宣布撤消杜鲁门的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不再使用第七舰队保护共产党中国”，允许国民党军队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即“放蒋出笼”。但同时美国指令驻台湾“大使”兰金（Karl Rankin）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发动对大陆的进攻之前必需征得美国的同意，要求国民党政权作出“不要致力于美国认为有损于其最佳利益的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正式承诺”。 “放蒋出笼”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解除台湾中立，事实上，对中共是‘开弓不放箭’的威胁架势，对我国（指台湾当局——作者按）则是‘以攻为守’，仍然以确保台湾基地安全为度，并不意味着让我们放手反攻大陆。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无意（或认为不可能）助我反攻复国的立场是相同的。”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9月，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并对一江山岛、大陈岛实施进攻。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使台湾和大陆的分离状态永久化，并力图避免被蒋介石拖进同中国大陆的公开战争，在进退两难之间始终谨慎而坚决地不向蒋介石方面作出帮助其防守福建、浙江沿海岛屿的承诺，甚至敦促蒋介石放弃这些岛屿。1954年12月，美台双方在颇费了一番讨价还价和周折之后，在华盛顿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美国的坚持下，其中第六条规定条约的适用范围仅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不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而且在签约的杜勒斯国务卿和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谅解换文照会和美国参议院对约文的解释中都规定，台湾方面对台湾和澎湖以外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实指反攻大陆），须经美国的同意。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8年8月23日，中国军队再度炮击金门，切断了大小金门于台湾的通道，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美国最初担心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本岛的序幕，所以迅速作出采取强硬立场的决定，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向台湾提供武器准备，派第七舰队和地中海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向台湾和金马之间的补给船舰提供护航。但是随后不久美国就公开暗示了不愿与中共发生直接战争的意图。当美国在中美华沙大使会谈中获悉中共并无进攻台湾意图后，更是再三向国民党施加压力。10月23日美台在台北发表联合公报，蒋介石集团则按美国的一贯要求终于第一次作出公开表示：实现“光复大陆”“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 在两次危机中，中美双方都谨慎地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声称，西方正在通过西柏林对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他声称不能再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柏林的局势必须“正常化”。11月27日，苏联向西方各大国发出照会称：苏联准备就移交柏林的权力与民主德国进行谈判，并建议美英法三国与民主德国谈判，以便从西柏林撤军，结束西柏林的占领占领状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非军事的、中立的自由城市和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同日赫鲁晓夫表示，如果6个月内未能就此达成协议，则苏联将单独采取行动。美国和西方把苏联的照会看作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认定赫鲁晓夫是在搞讹诈，作出了强硬的毫不妥协的回应。这样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美苏之间又开始玩恐吓和妥协的游戏。1959年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对策：美国在西德和西柏林进行军事准备，要让苏联人发觉。1月底，赫鲁晓夫对来访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6个月并不是最后期限。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情况下，5月到6月间在日内瓦召开了四国外长会议。柏林危机得到缓解。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声称，西方正在通过西柏林对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他声称不能再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柏林的局势必须“正常化”。11月27日，苏联向西方各大国发出照会称：苏联准备就移交柏林的权力与民主德国进行谈判，并建议美英法三国与民主德国谈判，以便从西柏林撤军，结束西柏林的占领占领状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非军事的、中立的自由城市和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同日赫鲁晓夫表示，如果6个月内未能就此达成协议，则苏联将单独采取行动。美国和西方把苏联的照会看作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认定赫鲁晓夫是在搞讹诈，作出了强硬的毫不妥协的回应。这样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美苏之间又开始玩恐吓和妥协的游戏。1959年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对策：美国在西德和西柏林进行军事准备，要让苏联人发觉。1月底，赫鲁晓夫对来访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6个月并不是最后期限。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情况下，5月到6月间在日内瓦召开了四国外长会议。柏林危机得到缓解。 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成功。艾森豪威尔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中加紧了对古巴政权的颠覆活动，在向肯尼迪交接权力的时候强调古巴是美国在拉美最大的危险。1961年4月17日清晨，在美国接受了CIA训练的古巴1400名流亡分子在古巴猪湾登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遭到古巴军民的迎头痛击，三天后就全军覆没。此后美国对古巴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成功。艾森豪威尔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中加紧了对古巴政权的颠覆活动，在向肯尼迪交接权力的时候强调古巴是美国在拉美最大的危险。1961年4月17日清晨，在美国接受了CIA训练的古巴1400名流亡分子在古巴猪湾登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遭到古巴军民的迎头痛击，三天后就全军覆没。此后美国对古巴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猪湾事件
柏林危机与柏林墙 1961年6月3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维也纳峰会不欢而散。会后赫鲁晓夫决心在西柏林问题上再冒一次风险。赫鲁晓夫发出战争恐吓，同时华约在民主德国举行军事演习，增加军费，扩充军队。7月25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表明美国不惜一战的姿态，同时追加军费，征召后备役人员，增派西欧驻军。美国还调集空降部队到东德参加军事演习，宣布50%的B-52和B-47出于戒备状态。8月13日，东德开始修筑柏林墙。但是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只是表面上的。8月7日，赫鲁晓夫在电视讲话中在继续表示强硬姿态的同时，也提出回到谈判桌来“依靠理性”解决问题的建议。美国派遣1500人的装甲部队穿过东德岗哨进入西柏林，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赫鲁晓夫说双方在柏林墙进行了对峙，美国被吓退。9、10月间，美苏进行了频繁的非正式会晤，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也进行了秘密通信。摸清底牌后，双方都作出退让。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的讲话中说“西方国家对局势表现了某种理解”，宣布将不再坚持签定对东德的和约。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4、5月间，赫鲁晓夫一意孤行地形成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想法。主要目的是改善核均势中的不利地位。7月，卡斯特罗访苏，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8月初，苏联开始向古巴运送导弹，并开始在古巴建筑导弹基地和配套设施。当时苏联最高层只有6个人知道此事。赫鲁晓夫的设想是，美国不会很快发现这个行动，而等美国发现后就不敢采取行动，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我们除了在岛上设置导弹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帮助古巴对付美国的威胁。这样一来使得美国侵略者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你侵犯古巴，就会使你自己的城市遭到核导弹的攻击。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的强硬回应 苏联船只频繁驶向古巴引起美国注意，开始进行空中侦察。10月14日，美国终于发现建设中的中程导弹基地，很快又获得了关于导弹型号和数量确切的情报。美国成立了专门小组进行研究。22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称苏联的行动是对美国和整个美洲的“公然威胁”，同时宣布了美国的对策：加强对古巴的监视，向古巴海域派出大批军舰，对驶往古巴运送军用物资的苏联船只进行检查和海上“隔离”，宣布美军进入战备状态，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美国视为苏联对美国的攻击，美国将进行全面报复。同时，美国在联合国对苏联和古巴进行控告。苏联也摆出要和美国一决雌雄的架势，在军队中进行了宣传和动员。
艾德莱·史蒂文森在联合国 史蒂文森：“佐林大使，你否认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和发射场吗？承认？不承认？用不着等人翻译，承认还是不承认？”“你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你已经否认存在那些东西，我想知道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你的话。我准备等待你的回答，直到地狱冰封地冻为止。而且，我要在这个屋子里拿出证据来。现在就拿出来。”
双方在玩弄战争边缘游戏的同时在行动上却都留有余地。肯尼迪选择了“隔离”而不是“封锁”，同时指示美国海军在开火时不要击沉苏联舰只。实际上，肯尼迪尽量避免拦截苏联船只，而是精心选择苏联包租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在苏联方面，很快就发出了愿意和平解决的各种信号。赫鲁晓夫看望了在苏联演出的美国歌唱家，报纸对此大加宣言。同时，苏联船只陆续掉头返航或改变航线。但是，在古巴的基地建设并没有停止，因为赫鲁晓夫想以此增加谈判筹码。但肯尼迪拿出了更狠的手段：美军开始在Florida集结，海军和空军作好了核打击的准备。双方在玩弄战争边缘游戏的同时在行动上却都留有余地。肯尼迪选择了“隔离”而不是“封锁”，同时指示美国海军在开火时不要击沉苏联舰只。实际上，肯尼迪尽量避免拦截苏联船只，而是精心选择苏联包租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在苏联方面，很快就发出了愿意和平解决的各种信号。赫鲁晓夫看望了在苏联演出的美国歌唱家，报纸对此大加宣言。同时，苏联船只陆续掉头返航或改变航线。但是，在古巴的基地建设并没有停止，因为赫鲁晓夫想以此增加谈判筹码。但肯尼迪拿出了更狠的手段：美军开始在Florida集结，海军和空军作好了核打击的准备。 “隔离”而不“封锁”
“从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结束” 赫鲁晓夫终于顶不住了，26日和27日，赫鲁晓夫两次写信给肯尼迪，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从古巴撤除导弹，条件是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第二封信又提出从土耳其撤除美国导弹。肯尼迪察觉到赫鲁晓夫已乱了方寸，决定不理睬第二封信，只答复第一封信，暗示可以保证不入侵古巴，但要苏联停止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限苏联在24小时内答复，否则就要采取军事行动。
幕后的会面 10月27日深夜，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紧急邀请多勃雷宁到司法部会面。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谈，美国通过这个秘密渠道向苏联发出信息：总统认为如果土耳其的导弹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障碍的话，则这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只是因为牵扯到北约的组织程序而现在不能公开，美国将尽快在4-5个月间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这就是说，肯尼迪准备在土耳其和古巴的导弹之间进行交易。肯尼迪说，他关于土耳其的话只有两个人知道，他要求在第二天得到明确、实在的答复。他还希望苏联首脑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以为美国是在发出最后通牒，这样做只是为了赶时间。整个会谈中罗伯特极为紧张，临走时他给多勃雷宁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这样后者就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白宫找到他。
危机的落幕 27日夜和28日白天政治局在赫鲁晓夫的别墅举行通宵会议，“发狂地第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收到多勃雷宁的报告后，赫鲁晓夫立即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摆脱这场对抗。”当即决定接受肯尼迪的建议。10月28日下午四时，多勃雷宁接到葛罗米柯的紧急电报。苏联的答复是：肯尼迪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赏”：对总统27日来电的答复将在今天通过广电台作出，“而且答复的内容是极具建设性的”。稍晚，苏联电台公布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的信，危机宣告结束。
危机后的缓和 古巴导弹危机成为了新的缓和的开端。1958年以来陷入僵局的美英苏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有了转机。1963年8月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时东西方的贸易关系也有了进展，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小麦。1968年，三国又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但是，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又受到越南战争的困扰。 19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积极主张推行缓和政策，同时开始加强与西方的贸易关系。1969年他提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1973年苏共24大上，他提出以缓和为中心的六点“和平纲领”。这样，缓和成为70年代美苏关系的主题。（1）1971年9月，四大国签定了《西柏林协定》，苏联最终默许了西柏林作为联邦德国的一部分的地位。1972年，东西德国互相承认，次年同时加入联合国。（2）70年代上半期，美苏首脑实现了四次互访，在限制战略核武器上取得一些进展。（3）从1972年11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35国大使级“欧安会”筹备会议；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首脑会议，达成了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条约》，在欧洲边界和建立信任机制方面取得了成果。（4）从1969年开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其后断断续续进行了20多年。同时中欧裁军会议也于1973年10月开始举行，一直谈到80年代。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里根上台后，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意在拖跨苏联，但苏联已不拖自跨了。
冷战中的热战：越南战争 · 从含糊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到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1945-1954） · 艾森豪威尔政府卷入越南：对南越政权的扶植和支持（1954-1961） ·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与越南：“特种战争”（1961-1964） · 在亚洲大陆的又一次地面战争（1965-1973） · 把美国推向越战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
补充阅读文献 • 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作家出版社，2000年 •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 杨奎松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 • 戴维·凯泽，《美国悲剧——肯尼迪、约翰逊导演的越南战争》，昆仑出版社，2001年 •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
罗斯福总统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并且“特别厌恶法国的殖民主义。”在与丘吉尔制订“大西洋宪章”时，罗斯福就表示：“我深信如果我们要达成持久和平，就必须让落后国家开发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作战，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罗斯福认为殖民地解放运动无可避免，美国要在非殖民化中其领导作用，同时避免使非殖民化进程成为革命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暴力斗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殖民主义的情感，以特别强烈之势集中在中南半岛之上。”整个大战期间，罗斯福不断考虑把中南半岛交付联合国托管的可能性，曾一度期望将法国势力赶出印度支那。美国驻维希政府大使Admiral William D. Leahy向法国表示，如果日本赢得战争，“日本人就会夺取法属印度支那，而如果盟军胜利了，则我们就会夺取它。” 当时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并没有特别关注印度支那问题，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一个成型的印度支那政策。 罗斯福与印度支那 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
越南的民族独立革命 1945年8月，越共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发动“八月革命”，一举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府。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试图卷土重来。1945年9月23日，法国在美、英支持下，派遣远征军入侵越南南部，占领西贡。为了保持越南独立，胡志明一度宣布解散越共（实际上是转入地下），对外宣布永远保持中立。1945年底到1946年初，胡志明向美、苏、英、中等国发函，希望各大国帮助越南从法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其后老挝、柬埔寨（1953年）也相继宣布独立。在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和最初抗法斗争中，美国的政策充满了含糊和不确定，在某种程度的反殖民主义和“照顾受伤的盟友”之间摇摆。它一方面允许法国返回印度支那，另一方面却又没有答应法国的请求，向法国提供武器和运输，更没有提供经济援助。法国扶植了一个傀儡——前顺化王朝皇帝保大。
本来不是敌人：胡志明致杜鲁门信 “我奉请阁下从严格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下述情况给予关注。200万越南人死于1944年冬天至1945年春天的大饥荒，而这次饥荒却是由法国人的饥荒政策造成的。他们掠夺和囤积所有能得到的大米，却让这些大米在仓库中烂掉……1945年夏，我们有四分之三的耕地遭受了洪灾，接着又遭受了旱灾；我们损失了六分之五的正常收成……许多人在挨饿……如果世界强国和国际救援组织不能及时提供援助，我们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胡志明致杜鲁门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越南北部丛林地区训练胡志明的武装力量。
在东亚冷战展开的过程中，含糊而不坚决的“反殖民主义”逐渐转变为明确清晰的“新殖民主义”。1949年，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胡志明是否是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殖民地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对印度支那的战略地位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自由世界要保持安全，中南半岛就不能沦入共产党手中；而美国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的看法也也由肮脏的殖民战争变为西方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争。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美国扩大了在印度支那的干预，向法国在印支的战争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援。1950年12月，美国和法国签定《共同防御条约》，亦称“联合行动”，向法国派遣军事顾问，并提高武器装备。1950至1954年，美国负担印度支那战争的军费的75%以上。美国还是有争取民族主义力量的观念的，希望法国及其傀儡政权能够赢得人心。为此曾多次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尽可能多地给予越南自主权。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在东亚冷战展开的过程中，含糊而不坚决的“反殖民主义”逐渐转变为明确清晰的“新殖民主义”。1949年，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胡志明是否是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殖民地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对印度支那的战略地位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自由世界要保持安全，中南半岛就不能沦入共产党手中；而美国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的看法也也由肮脏的殖民战争变为西方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争。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美国扩大了在印度支那的干预，向法国在印支的战争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援。1950年12月，美国和法国签定《共同防御条约》，亦称“联合行动”，向法国派遣军事顾问，并提高武器装备。1950至1954年，美国负担印度支那战争的军费的75%以上。美国还是有争取民族主义力量的观念的，希望法国及其傀儡政权能够赢得人心。为此曾多次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尽可能多地给予越南自主权。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杜鲁门政府与印度支那
中国的支持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 1953年尼克松访问越南，发现法国人沿袭了以往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傲慢粗暴，无法激励当地人民，离心离德的情况十分严重。 在北越方面，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它得到了强大的支持。胡志明和中共在历史上有深入悠远的关系。1949年12月，胡志明曾派人来华寻求支持。1950年1月，中国在全世界首先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月胡志明秘密访华，旋即又前往莫斯科会见毛泽东，讨论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问题，自此开始援越抗法。在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中国向越南提供了11.6万支各种枪支，4360门各种火炮，以及其他大量物资和设备。黄文欢说“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同时派出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军事顾问团。 1954年5月7日，越南取得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全歼法军1.6万人，俘获法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
日内瓦会议 1954年5月8日至21日，日内瓦会议召开，中、苏、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老挝、柬埔寨参加。中国和越南方面似乎有所分歧，越南党内有人期望一举统一国家，主张印度支那一并解决，但中国主张达成和平协议，周恩来最终劝说范文同达成日内瓦协议。日内瓦协议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日内瓦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结束法国在殖民统治，印支三国的主权和独立得到保证，恢复和平。就越南问题，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1956年7月在国际监督下举行普选，以实现南北统一和建立全越政府。美国拒绝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但声明“将不使用威胁和武力”妨碍协议的实施。
杜勒斯面对印度支那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多米诺骨牌理论 1952年，美国在对东南亚战略地位的评估中引入了一个理论，对美国此后在东南亚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由于敌对的、侵略性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东南亚是反共链条上薄弱的一环，所以只要一个东南亚国家沦陷，都将导致“其余国家相当迅速地屈服于共产党，或者与其站在同一边；甚至，东南亚和印度，以及从长期看来的中东（至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例外），也都可能相继与共产主义站到一起。”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未加充分论证的、似是而非的理论。1954年4月7日，部分地为了教育公众，艾森豪讲出了多米诺理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远至印度尼西亚也将不保，而且还将关涉到日本，而日本是最大的一张骨牌。因为日本失去了这些天然的经济腹地，它只能转向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所以他们对这个协定十分沮丧和窘迫。美国实际上已决定，要在东南亚坚决抵制共产主义。美国纠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由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参加，并将南越、老挝、柬埔寨作为保护国。
承担在南越扶植反共国家的全面义务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破坏了日内瓦协定，因为（1）日内瓦协议明确规定，越南的任何一方都不得结盟，（2）按日内瓦协议的精神，南越是一个分裂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SEATO赋予南越以主权国家地位。这个条约以“反颠覆”为宗旨；虽然美国不能靠这个条约把其他缔约国拉到东南亚的遏制体系中，但也为美国获得了在共产党侵略时进行干涉的“合法性”，其条文具有明显的干涉内政的含义，是“现代第一个为允许外国干涉内政而正式使用的工具。”（李普曼）。中央情报局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如果越南举行大选，胡志明必将取胜，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的选票。美国选择了吴庭艳，一个具有基督教信仰、民族主义思想、坚定的反共理念、浓厚的儒家专制主义的顽固保守的前官员。1954年9月，艾森豪致函吴庭艳，做出全力支持南越的承诺，要帮助南越“发展和保持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国家，能够抵抗以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或侵略。”也提出援助的条件，南越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艾森豪和杜勒斯以及尼克松都对援助南越持极为积极的态度，杜勒斯甚至就奠边府战役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塞翁失马，从此美国可以不带殖民主义的污点进入南越。1954年12月22日，艾森豪批准了题为“目前美国的远东政策”的NSC5429号文件，该文件使美国在根本上承担起必要时独自保卫东南亚条约组织区域的责任。到1956年，美国已完全取代法国成为南越政权的监护人。
吴庭艳政权的建立 吴庭艳在南方的统治是缺乏基础的，但美国既然选择了吴庭艳来构筑反共堡垒，就要帮他建立稳固的国家，推展南越的“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吴庭艳拒不执行日内瓦临时分治方案中于1956年7月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规定，大肆镇压反对派。而美国认为在越南实行民主会坏事，应当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容忍和支持了吴庭艳和家族统治和个人独裁。1955年，吴庭艳集团在一场充满舞弊的“公民投票”中废黜了保大皇帝，建立了反共国家“越南共和国”。
吴庭艳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以及他对“东方的消极性”和道德沦丧的挞伐，使得他对华盛顿而言成为一个比其他更有行政经验和群众支持的非基督教徒更有吸引力的盟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把冷战视为一场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十字军战争，对基督徒有天然的亲和感。对东方伦理的偏见决定着美国的政策，使它们选择了一个天主教强人而抛弃了其他佛教徒。政策制定者们把越南的各大宗教看作是顺从的、伦理相对主义的，从而也容易受共产党的影响，而天主教徒吴庭艳则似乎在忠实地推动美国的冷战事业。美国有这样一种假设，即亚洲人在文化上甚至可能在种族上还没有为民主自治作好准备。美国已经为吴庭艳的独裁寻找了借口，而这个借口就是东方需要这种独裁。美国人无法想象亚洲会出现民主，这导致它们支持一个只有通过镇压所有反对派才能维持生存的政权。与吴庭艳共沉浮的政策使得南越人民背弃了它们的政府，增加了这个国家对共产主义的脆弱性，最终把美国拖入一场其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吴庭艳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以及他对“东方的消极性”和道德沦丧的挞伐，使得他对华盛顿而言成为一个比其他更有行政经验和群众支持的非基督教徒更有吸引力的盟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把冷战视为一场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十字军战争，对基督徒有天然的亲和感。对东方伦理的偏见决定着美国的政策，使它们选择了一个天主教强人而抛弃了其他佛教徒。政策制定者们把越南的各大宗教看作是顺从的、伦理相对主义的，从而也容易受共产党的影响，而天主教徒吴庭艳则似乎在忠实地推动美国的冷战事业。美国有这样一种假设，即亚洲人在文化上甚至可能在种族上还没有为民主自治作好准备。美国已经为吴庭艳的独裁寻找了借口，而这个借口就是东方需要这种独裁。美国人无法想象亚洲会出现民主，这导致它们支持一个只有通过镇压所有反对派才能维持生存的政权。与吴庭艳共沉浮的政策使得南越人民背弃了它们的政府，增加了这个国家对共产主义的脆弱性，最终把美国拖入一场其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Seth Stephen Jacobs, “Sink or swim with Ngo Dinh Diem': Religion, Orientalism, an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1950—1957”, 1957年吴庭艳访问美国 吴庭艳实验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吴庭艳在许多地方并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美国帮助吴庭艳建立和训练军队。中央情报局驻西贡分站发动心理战和秘密战，组织“心战连”，发动“造谣战役”，宣称“基督业已南下”，美国将在北越投原子弹，恐吓和煽动北越天主教徒南迁。美国还帮助吴庭艳战胜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法国支持的、赞成普选的保惠），清除了高台教、和好教、平川帮等三大帮会武装。吴庭艳是典型的家族专制政权，依靠家族裙带关系（特别是吴庭儒）和特务组织（勤劳党）维持其统治，毫无推行美国所希望的社会改革的愿望。土改也许是吴庭艳争取支持的唯一途径，但也被他排除了。吴庭艳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每年都在2亿美元以上），按人口平均，南越是美国最大的受援国，政府开支的85%和军费的75%以上来自美援。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开启了对印度支那的介入：它在越南承担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宣布要为使“自由越南”在美国保护下反对共产主义而承担责任。1955年到1961年，美国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10亿美元，是第五大受援国。吴庭艳在许多地方并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美国帮助吴庭艳建立和训练军队。中央情报局驻西贡分站发动心理战和秘密战，组织“心战连”，发动“造谣战役”，宣称“基督业已南下”，美国将在北越投原子弹，恐吓和煽动北越天主教徒南迁。美国还帮助吴庭艳战胜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法国支持的、赞成普选的保惠），清除了高台教、和好教、平川帮等三大帮会武装。吴庭艳是典型的家族专制政权，依靠家族裙带关系（特别是吴庭儒）和特务组织（勤劳党）维持其统治，毫无推行美国所希望的社会改革的愿望。土改也许是吴庭艳争取支持的唯一途径，但也被他排除了。吴庭艳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每年都在2亿美元以上），按人口平均，南越是美国最大的受援国，政府开支的85%和军费的75%以上来自美援。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开启了对印度支那的介入：它在越南承担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宣布要为使“自由越南”在美国保护下反对共产主义而承担责任。1955年到1961年，美国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10亿美元，是第五大受援国。 与吴庭艳共沉浮
与吴庭艳共沉浮 1950年代末，很少有美国人能在地图上找得出越南这个国家，但却有不少人把吴庭艳想象成能将美国的自由民主之梦在一个遥远而落后的国度里变为现实的卓越政治领袖。图为吴庭艳1957年5月访问美国时，在纽约百老汇接受公众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