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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叙事散文. 重点提示: 《 左传 》 与 《 战国策 》 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为重点。 《 周易 》 、 《 尚书 》 参考书: 《 周易正义 》 (十三经注疏本),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 《 周易古经今注 》 高亨 中华书局 《 尚书正义 》 (十三经注疏本)孔安国伪传,孔颖达正义 《 尚书今古文注疏 》 (见皇极经解)(汇集今古文,供研究用)清孙星衍. 《 左传 》 参考书: 《 春秋左传集解 》 (十三经注疏本)(晋杜预参考汉魏间贾逵、许淑、郑众、王肃等家今文观点,作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权威之古注,在全部十三经注疏中也是较好的旧注本)孔颖达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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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叙事散文 重点提示: 《左传》与《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为重点。 《周易》、《尚书》参考书: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 《周易古经今注》高亨 中华书局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孔安国伪传,孔颖达正义 《尚书今古文注疏》(见皇极经解)(汇集今古文,供研究用)清孙星衍
《左传》参考书: 《春秋左传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晋杜预参考汉魏间贾逵、许淑、郑众、王肃等家今文观点,作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权威之古注,在全部十三经注疏中也是较好的旧注本)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及其子刘毓 ,孙刘寿 ,次孙贵 (刘师培之父)三代四人陆续编撰,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列旧注,次及本人疏证,博采众书,材料极富,为深入研究左传之重要参考书。
《春秋左传读本》王伯祥选注,选文较多,注释稳妥详细,多用旧注,为了解左传全貌之初读本. 《左传选注》朱东润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材体例以国别事件为主,侧重文学角度,每段后有评述性说明。 《左传注译》杨伯峻 有序文介绍左传,有并行的译文。 《国语》三国吴韦昭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战国策》参考书: 《战国策》东汉高诱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由于过去文学观念不同,魏晋隋唐没有整理战国策的记载,北宋时,战国策已缺11篇,高注20卷缺12卷,曾巩细心搜求民间藏本,编成33篇,即今本。) 《战国策》宋鲍彪注,元昊师逆补注,通畅好读,但自作主张改动原文及次序不可取。 《战国策选注》原北京师范学院牛洪恩、邱少华、孙悦春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为较好之普及本。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有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先秦散文兴盛的原因有: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有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先秦散文兴盛的原因有:
1、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社会制度的变迁,兼并战争的频繁,促进了散文的兴盛。 2、“士”阶层的形成,文化学术散布到民间,“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成了散文的发展。 3、诗歌篇章短小,不能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于是散文起而代之。 4、竹简和书的发明,书写工具的进步,有利于散文的发展。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1、甲骨卜辞 1899(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发现刻有文字的兽骨,龟壳,这便是甲骨文的发现。据考古鉴定,甲骨文属殷商文化。 已发现约3500多字,能识者约2000。 甲骨文是灼龟甲占卜的记录。
2、《周易》的卦爻辞 《周易》是用蓍草的茎占卜的一部记录卦辞的书。(单卦八,取自自然界的八种物质现象:天(乾)、地(坤),为父母,生风雷水火山泽(巽震坎离艮兑),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八卦重叠组合,成64卦,每卦6爻成384爻,每爻有爻辞,说明本爻在本卦中的性质,每卦有说明本卦性质的总的卦辞,卦爻辞简单而晦涩难懂,蓍人可以灵活解释,这为后来的神签提供了根据。不过卦爻辞在叙述卦体吉凶时,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二、商周铜器铭文 商周时期,在铸造青铜器时,将当时发生的认为值得永久记载的事件直接刻写在模具中,连同铜器一起铸就的文字叫铜器铭文。著名而较完整的铜器铭文有《毛公鼎》等,其性质、篇幅与《尚书》已相当接近。
三、《尚书》 (1)《尚书》的基本概念 尚书即上书,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先秦时只叫《书》,到汉代被尊为经书,故又叫“书经”。 史官之设始于殷,“左史纪言,右史记事。”《尚书》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重要篇目的汇编。其中多为王室文告、誓词和臣下对国君的劝谏颂祝之辞。
(2)、《尚书》的成书年代及流传情况 《尚书》的编定,难以确定较准确的时间,但先秦古籍如《论语》、《左传》、《荀子》、《韩非子》等,大多提到它并引用其中的句子,似乎是先秦时已有一个流行的本子,名称叫《书》。 今本《尚书》分虞、夏、商、周四部分:
(3)、《尚书》的文学价值: 《尚书》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用人、理政的原则、方法和勤勉治国、力戒逸乐的主张。 《尚书》之文已具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样表达方式,虽为“记言”,却并不单调。记叙简明扼要,描写用笔不多而颇生动,议论要言不烦,抒情皆直抒胸臆而富于感染力。 但《尚书》毕竟是散文萌芽阶段的作品,文字古奥,语句拗口,韩愈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指出了《尚书》语言的这一特点。 《尚书》的文风质直古朴,不事藻饰。
四、《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中经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君,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史实,是继《尚书》之后以记事为主的一部史书。其体式、内容、叙事、语言均自成一家,不仅是后世编年体史书之祖,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关于《春秋》的作者,《左传》等书中有孔子修《春秋》的话,孟子更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传说孔子“绝笔于获麟”(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则《春秋》成书当在孔子卒前二年。但《论语》中没提到过《春秋》,故杨伯峻不信此说,他认为《春秋》是鲁国原史。关于《春秋》的作者,《左传》等书中有孔子修《春秋》的话,孟子更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传说孔子“绝笔于获麟”(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则《春秋》成书当在孔子卒前二年。但《论语》中没提到过《春秋》,故杨伯峻不信此说,他认为《春秋》是鲁国原史。 《春秋》的思想倾向,主要是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世反之正”。
《春秋》语言之凝练含蓄,历来为人叹赏。所谓“一字见义”的语言特点,其叙事之“微显瘅幽,婉而成章”(《史通·叙事》)也主要得力于此。较之《尚书》,《春秋》已明显地由“佶屈聱牙”一变而为简明含蓄,意味着历史散文的发展和进步。“不虚美,不隐恶,以一字寓褒贬”的语言特点,后世誉之为“《春秋》笔法”。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思考研讨题: 通过阅读作品,试比较《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写人、记言方面有何异同?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散文的典范,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有不少新特点,标志着史家之文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散文的典范,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有不少新特点,标志着史家之文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比《春秋》增多二十七年。
一、作者和成书的时代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唐以后,许多人怀疑此说,现代有人提出是战国时的人所作。 《左传》与《春秋》虽有联系,但主要不是注释,而是以《春秋》为提纲,综合国史、传说和轶闻逸事,较详尽地记载了春秋时期304年间各诸候国内部和各国之间错纵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范围大体上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
除《左传》外,给《春秋》作传的还有两部书,一部是齐人公羊高所作,叫《春秋公羊传》;另一部是鲁谷梁赤所作,叫《春秋谷梁传》。这两部书不同于《左传》的共同特点是叙事较少,而主要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多失之穿凿附会,故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均不及《左传》。除《左传》外,给《春秋》作传的还有两部书,一部是齐人公羊高所作,叫《春秋公羊传》;另一部是鲁谷梁赤所作,叫《春秋谷梁传》。这两部书不同于《左传》的共同特点是叙事较少,而主要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多失之穿凿附会,故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均不及《左传》。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重民”、“尚礼”、“崇德”,是其主要表现。其思想观念驳杂不纯,但基本体现儒家思想倾向。《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重民”、“尚礼”、“崇德”,是其主要表现。其思想观念驳杂不纯,但基本体现儒家思想倾向。 从文学角度看,《国语》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展现了其时政治变化的轮廓。不少篇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凶残和穷著极欲,提示了广大民众处境的悲惨,为后代提供了鲜明的历史画卷,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曲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管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笔别具一格,精采动人。
《召公谏厉王弭谤》 全文通过厉王弭谤和召公谏弭谤,揭露了厉王的倒行逆施和残酷暴虐;透露出史家重民反暴的思想倾向。 艺术上有两大特色。一是形象生动的比喻。如召公的谏词连类取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用比喻表达了召公进步的政治见解。二是语言简劲。如第一段叙述西周末年民不堪命,国人怨谤的黑暗政治状况和厉王的残暴愚蠢及结尾的厉王拒谏,“三年乃流王于彘”,惜墨如金,辞约意丰。(背诵)
又如《晋语》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塑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彷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讽刺世态,入木三分。
《晋语》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事业成功),吾含舅氏之肉,其知厌(满足)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能)有成,公子无(发语词)亦晋(所有)之柔嘉(脆嫩,美味),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的成书时代和编纂者 《战国策》是杂记东西周(东周末期在洛阳附近由周王朝分裂所建的两个小诸侯国)、秦、齐、楚、赵、魏、韩、燕、卫、中山等国的部分历史的书。从其内容所反映的时间看,大约在前460—前220年之间,上接春秋,下至秦统一六国。其名称,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多种叫法,西汉刘向整理古籍时,共收33篇,定名《战国策》。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帛书有《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战国策》显然不是一人所作,作者的姓名亦已不可考。
二、战国策选讲 冯谖客孟尝君 第一段,写冯谖初到孟尝君门下时,以“客无好”、“客无能”及三次弹铗作歌的奇特的言行考验孟尝君“爱士”的诚意,表现了他异乎常客的风采和不虚夸,不苟合的性格。 第二段,写冯谖为孟尝君收债而矫命焚券,市义复命的过程,表现了他的敢作敢当的魄力,干练的办事才能,卓越的见识以及他对人民力量的认识。 第三段,写冯谖为巩固孟尝君的地位而进行的游说活动,表现了他的超人的才智。
本篇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奇士”形象,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有以下特点:本篇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奇士”形象,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有以下特点: ①典型生动而又迂回曲折的情节。 ②抑扬顿挫的文笔,烘云托月的手法。
触龙说赵太后 本篇通过触龙说服赵太后派长安君为质于齐的故事,指出要真正爱护子女。就必须使之有功于国,靠自己的能力走向社会,而无劳之奉,无功之位定不会长久的道理。触龙对赵太后所说的话虽只针对赵国的现实,但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本文在写法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1、写出了气氛的变化。触龙用“请君入瓮”的方法,使赵太后心悦诚服。这种细致的变化,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作者能自觉写出这种变化,是《战国策》中同类作品具有文学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2、通过对话写出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触龙有见识而又能随机应变,善于抓住女人的心理开展工作。赵太后固执自信,性格暴躁,却又并非顽固不化。(背诵)
三、《战国策》的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突出表现了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部分策士的某些言论概括了一定意义的政治经验,总结了当时的一些进步原则,这是应予注意和肯定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折光式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 如《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为孟尝君市义,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地租剥削,而且还反映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人心的向背对巩固统治的作用。《触龙说赵太后》则曲折地反映了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败。 2、进一步发展了《左传》的民本思想 《赵威后问齐伎》提出了“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观点,”《齐策四》:“齐宣王见颜躅(zhu)曰:躅前! 躅亦曰:王前!……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这和《左传》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十分接近。
3、奉劝统治者居安思危,纳谏进贤,革除弊政3、奉劝统治者居安思危,纳谏进贤,革除弊政 《邹忌讽齐王纳谏》、《庄辛说楚襄王》等篇,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值得警戒的教训。与此同时,颂扬了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如魏文侯,赵武灵王、燕昭王等,鞭挞了一些残暴,毒辣、荒淫无耻的统治者如宋康王、齐闵王等。 4、歌颂侠义之士不畏强暴,为国家安危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 《唐睢不辱使命》对唐睢在秦庭上折服气焰薰天的秦王而保全了安陵的那种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给予高度赞赏。《荆轲刺秦王》对荆轲嫉恶如仇,重义轻生的壮举慷慨悲歌,备极颂扬。
《战国策》间杂儒、墨、道、法诸家而倾向于纵横家,所记主要人物多为活跃于各国舞台的谋臣策士。《战国策》思想倾向确与儒家格格不入,特别是其政治观和人生观,表现出一些突破传统思想的特点。 《战国策》间杂儒、墨、道、法诸家而倾向于纵横家,所记主要人物多为活跃于各国舞台的谋臣策士。《战国策》思想倾向确与儒家格格不入,特别是其政治观和人生观,表现出一些突破传统思想的特点。 《战国策》思想倾向的新特点,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策士的计谋策略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作者论断道:“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候之威,谋臣灾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作者甚至断言:“计听覆逆者,唯(虽)”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见《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章末)认为谋略乃事业成功的根本,如失计而听过就难免亡国。
纵横家的计谋策略主要施之于外交,因而又突出地宣扬外交的重要性,并特别讲究游说艺术。纵横家的计谋策略主要施之于外交,因而又突出地宣扬外交的重要性,并特别讲究游说艺术。 其所谓“计谋”,乃是策十们以实现某种功利为目的,为人或为己所谋划并实施的一套巧妙的策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其所惧,危言耸听;弄虚作假,挑拨离间;夸言其长处而以利诱之,攻击其短处而以威逼之。此即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或曰“奇策异智”,“为一切之权”(刘向《战国策书录》),“为机变之巧”(《孟子·尽心上》)。纵横家这种“以智服人”的主张,既不同于法家的“以力服人”,更与儒家奉行的“以德服人”背道而驰。
《战国策》思想倾向的特点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生观上,即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与儒家的重“义”非“利”针锋相对。 《战国策》思想倾向的特点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生观上,即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与儒家的重“义”非“利”针锋相对。 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游记苏秦游赵王得用,“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乡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镒)”,可谓“富贵利达”之至。又如《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张仪也亮出了“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的观点。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的进军”打入政治、思想领域,图财赢利的商人意识渗透纵横家灵魂的现实。
四、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四、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战国时代思想的解放,士阶层的活跃,带来了文风的创新。《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就是这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策士们无论是倾人之城,谋人之国,还是排难解纷,却敌图存,也无论是单方陈辞还是双方论辩,都力求做到在内容上审时度势,切中事情,在表达上具有最强的说服力和鼓动性。他们的说辞,或雄辩奇警,词锋凌厉;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或曲折迂回,巧设机彀,或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笔,表现出一种似乎真理在握而睥睨一切的气概。
和《左传》相比,《战国策》是国别体记言散文,但在叙事的技巧和人物刻划方法上,较《左传》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左传》相比,《战国策》是国别体记言散文,但在叙事的技巧和人物刻划方法上,较《左传》有了明显的进步: 1、善于选取典型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开始有意识地刻画人物,从而使其中的许多篇章具有颇为浓厚的小说色彩。 《荆轲刺秦王》则背景广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场景多变,故事有开端(燕太子丹求士复仇)发展(荆轲的准备工作)高潮(庭刺)和结局,和小说有相似之处。《苏秦以连横说秦》运用了叙述、描写、渲染、夸张、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塑造了苏秦这个人物形象(《史记·苏秦列传》):“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这说明司马迁已注意到了苏秦是经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塑造的形象。
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去秦而归。赢腾履 (jue),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愧)色。归至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后发愤苦读,引锥刺股,揣摸出一套游说艺术,说赵王,被任用,封武安君,挂六国相印。当他游说楚王,路过洛阳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2、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 战国策士为达游说目的,善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抽象道理,其主要手法是巧于比喻、善用寓言和博引史事。如《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记庄辛论幸臣之危国,由晴蛉而黄雀、黄鹄,再及蔡候、君王,其设喻由小至大,从物到人,因外及内,缓而不骤,娓娓动人。 《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家庭生活小事作比喻,论述广开言路的重要性。至于寓言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等,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故事,并成为人们熟悉的成语。寓言的运用,既可节省文字,又可使不易表述的抽象道理形象化,大大加强论辩的说服力。
3、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1)、敷张扬厉,善用铺陈,长于夸张渲染,在散体中包容着大量的骈辞俪句,具有“辩丽姿肆”,纵横驰骋,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词锋逼人,似高屋建瓴的特点。这也是战国时期一代文风的重要标志之一。 (2)、富丽华赡、明畅通俗。《战国策》语言之通俗,在先秦散文中颇为突出。较之《国语》语言的平实自然和《左传》语言的委婉含蓄,其风格显然别是一家。特别是其纵横恣肆的文风、富丽华赡的文采,对后世作家如贾谊、司马迁以及苏洵、苏轼等,都有重大影响。
总之,《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一个里程碑。和《左传》相比,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总之,《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一个里程碑。和《左传》相比,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左传》由于编年记事体例的限制,一般只是在记事过程中用一些较为生动的细节的片断和精练的文字渲染刻划人物,而《战国策》则往往通过更为完整曲折的情节和铺张扬厉的说辞来有意识地塑造形象,因此,《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较之《左传》更丰满多姿。 其次,《战国策》中的说辞是左传中外交辞令的变本加奇。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策士的说辞打破了春秋时代礼法信义的思想束缚,抛弃了赋诗言志的旧套。具有面对现实,直陈利害得失的特点。如果说春秋时代的辞令带着雍容典雅,简约矜持的宫廷气息,那么策士的说辞则具有通俗活泼,畅所欲言的民间色彩。
思考讨论题: 春秋时代的辞令和战国策士的说辞技巧在今天的 外交活动或经贸与市场营销活动中有何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