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转折： 12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1. 五大转折：1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清华大学历史系 秦 晖

2.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五次转型 1，甲午转折：走向“半独半资” 2，抗战转折：外资－民营市场经济大衰，向近代理性计划经济转型 3，“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中衰，向“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 4，“整顿”转折：走出“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5，“南巡”转折：明确以废弃计划走向市场为方向。

3. 1,甲午转折：走向“半独半资” 以甲午战争前后为界，传统农业－手工业受到真正冲击，官营洋务经济中挫，外资与民营实业兴起。从传统习俗－指令经济向外资、民营工商业或近代市场经济转型。

4. 明清用银与外贸高顺差说明了什么？ • 导致高顺差的几个可能原因： • 1，技术优势（高劳动生产率） • 2，成本优势（劳务、地价、利息低廉与资源丰富） • 3，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关税壁垒） • 4，“消费劣势”（自然经济） • 排除法：明清时代适用哪一个？

5. “落后的顺差” • 农业时代的外贸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强大帝国的这种需求（可以货币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是为“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 • 初级工业化开始后，大宗产品供给与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没有投资需求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是为“乔治逆差”或曰产业强势逆差。 • 秦汉唐宋与罗马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前后的西欧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两者都不表明它们的经济不如其贸易对象。 • 勿宁说，在前重商主义条件下，明清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之从此前的历史性逆差转变为顺差，倒更有可能是她开始逐渐转为相对落后、相对“边缘”化的体现。

6. 从外贸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经济的相对盛衰变迁 • 秦汉唐宋直至元朝，是中国“前重商主义强势”期。此期间的逆差与罗马帝国的逆差相似，都是中国在那时的贸易圈中国力相对强盛、购买力高昂、通货信用度高的体现。 • 明后期直至清末甲午，是中国“前重商主义弱势”期。此前的相对强盛不再，“消费劣势”导致顺差大增。而此期间西方则经历了从“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 到工业化开始后的 “乔治逆差”的转变。 • 甲午后至1949年，中西贸易具有典型的重商主义性质。在中国开始投资品输入后，西方摆脱“乔治逆差”，转而因产业优势取得顺差，中国因产业劣势且无关税保护而逆差。这种逆差迴异于汉宋间的强势逆差，它反映的是中国的“重商主义弱势”和西方的“重商主义强势”。但仅就中国方面的纵向比较而言，这种“重商主义弱势”并不比此前以顺差体现的“前重商主义弱势”更落后。

7. 1949－1978，中国处于“被动锁国”状态，少量的外贸顺、逆差由垄断下的政策决定，经济指标意义不大。1949－1978，中国处于“被动锁国”状态，少量的外贸顺、逆差由垄断下的政策决定，经济指标意义不大。 1978年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发挥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制造业大国，与依靠技术优势的日本一样取得以大量顺差为表征的“重商主义强势”，而欧美则因“消费优势”与后工业时代产业转移而出现以“高资本输出，高消费，高逆差”为表现的“后重商主义强势”，而“低资本输入、低消费、高逆差”的不发达国家则夹在两者间处于双重弱势地位。

8. 清代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甲午战后 • 道光时期的逆差并非西方工业品输入增加，而是鸦片大量进口的结果，实际上是西方以鸦片顶替白银支付逆差。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是顺差。如果顺差意味着先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除鸦片外西方经济仍然“没有竞争力”，仍然落后于中国？ • 19世纪末，中国在禁烟失败后改行“进口替代”之策，自产鸦片逐渐替代进口，乃至转为出口。 • 但甲午战后由于工业化起步，投资品进口大增，使中国外贸进入“常态逆差”时代。此时中国当然是落后的，但是否比过去与工业化根本不沾边的时代更落后？是否可以说中国从这时起才落后了？

9. 中国的“鸦片逆差”在鸦片战争后并未因鸦片进口增加而加剧，反而因开放通商后中国传统商品出口大增、但进口工业品仍然很少，而导致逆差缩小，乃至出现间或顺差。如果除去鸦片，仅就一般商品贸易论，则明清以来一直顺差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鸦片战争后此种顺差有增无减。1894年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达到1330万两，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增至4670万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达29.1％。即外国每购买100元的中国货，就有近三十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中国的“鸦片逆差”在鸦片战争后并未因鸦片进口增加而加剧，反而因开放通商后中国传统商品出口大增、但进口工业品仍然很少，而导致逆差缩小，乃至出现间或顺差。如果除去鸦片，仅就一般商品贸易论，则明清以来一直顺差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鸦片战争后此种顺差有增无减。1894年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达到1330万两，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增至4670万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达29.1％。即外国每购买100元的中国货，就有近三十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 甲午以后情况完全改观，1896年起，中国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而且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大增引起。且逆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0万两。 总之，直至甲午战前，西方对华贸易仍然基本沿袭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用输入鸦片抵充对华贸易逆差，直到甲午后，西方工业品才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

10. 甲午前后中国外贸平衡（单位：百万海关两）

11. 甲午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外贸逆差时代 • 此前中国的“顺差”并不反映中国的强势，只表明那时的中国开放度尚低，工业化未起步，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 • 而甲午后的“顺差”转逆差改变了此种状况：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被迫地）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投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 •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

12. 中国外贸进口构成（％）

13. 内忧外患中的艰难增长 • 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而在1890年以前的长达7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 • 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是慢的，它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幅度，更远远高于印度这类我们通常喜欢比较的发展中大国。

14. 中国GDP估算值（陈争平等）

15. 2，抗战转折：外资－民营市场经济大衰，向近代理性计划经济转型2，抗战转折：外资－民营市场经济大衰，向近代理性计划经济转型 • 通常认为1949年开始的两大改变：农业自耕化与工业国营化，其实在抗战中已大有进展：战争及国共两党政策的影响使地权分散，租佃制衰，“资源委员会经济”与战后没收敌伪汉奸产业加上西资外撤，使国营工业超过了外资与民营。1949年以后只是延续和扩展了此一趋势。

16. 传统上对于“旧社会”有个官定的说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 意味着 “半独立”, 而“半封建” 意味着“半资本主义”。 • 1949年以后“半独立”变成了全独立，“半资本主义”却没有变成全资本主义，相反外国资本、民间私人资本都为国有、公有资本所代替，在农村则消灭了地主租佃制，于是“半资”、“半封”都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 但是所有这些过程并非开始于1949……

17. 但是上述几个变化并不始于1949…… • 摆脱“半殖”：1928年的“改订新约，收回权益”，实现关税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废除租界和在华特权。抗战末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入越受降，控制中缅边界的果敢与“1941年线”外大片地区，收回台澎…… • 未收回的：港澳、蒙古和其他俄占土地，1949年后也未收回。 • 雅尔塔新国耻：苏联以出兵攻日为筹码逼取旅顺、大连与中东路。1949年以后仍然维持，斯大林死后才由赫鲁晓夫示好归还。 • 抗战期间的地权分散：土地分配吉尼系数 无锡 0.544（1932） 0.329（1941） 常熟 0.423(1934) 0.400(1941) 资源委员会与战后“接收”：资本国有化过程

18. 中缅边界抗战前实控与1960年划定 抗战前中国主张、抗战后曾部分控制

19. 喜马拉雅山以南、高黎贡山以西（“麦克马洪线”中印、中缅段以外）地区的重要性喜马拉雅山以南、高黎贡山以西（“麦克马洪线”中印、中缅段以外）地区的重要性

20. 中国工业资本属性结构变化（%，按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不含东北与台湾）

21. 工业资本结构变化

22. 新中国国有工业资本的形成 • 资源委员会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人在大陆与香港的行动。台湾的“台糖”案与“台电”案。 • 没收的外资。 • 苏联援助：朝鲜战争时期的军工投资与“一五”计划的“156个项目”。 • 薄一波：“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著” 。

23. 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因自由人或自由法人间的交换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指令经济” 。从桑弘羊、王安石直到洋务派，我国的法家经济传统中这一成分并不小。

24. “即时纠错”与“预先纠错” • 一般地说，如果把市场机制下通过供求与价格信息反馈调整经济决策的现代经济看作“即时纠错”的经济，那么上述这种指令制度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就是一种“无法纠错”的经济。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旧的“命令”者退出。 • 但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场“无政府状态”下的纠错过程滞后及其效率损失。在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产品要上市后才能发现决策偏差(过剩或不足)，然后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在一次次试错中达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 在工业文明与科学主义时代，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可以把把均衡关系预先计算出来，以免除接触市场以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即把“市场试错”要解决的问题以模拟经济参数的计算而“预先”得知，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设定。 • 这种经济也可以叫“预先纠错”的经济。它依赖于通过精密的科学计算“预先”建立的“计划均衡”。如果仅仅就实现均衡（即实现最优配置）而言，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胜于或至少不亚于通过“即时纠错”建立的“市场均衡”。

25. “市场均衡”与“计划均衡” • 事实上纯从数理逻辑角度看，市场均衡与计划均衡都是合乎“经济理性化”的。因此作为现代数理经济学奠基者的帕累托一方面反对贸易保护、支持极端的市场自由，另一方面似乎同样肯定“计划最优化”。以“效率理论大师”著称的帕累托认为：如果计划足够“科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比基于私有财产经济的国家能更好地把经济引向均衡，” 至少也可以设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常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样的有效率。”[1]数理经济学“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与理想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致的相同的经济‘计划’”。[2] • 在帕累托看来唯一的问题似乎在于：人们的计算技术是否已经能够产生这样的“计划”：“如果我们考虑四千万人口和几千种商品产生的巨额数量的方程，这将不是数学帮助了经济学，而是经济学帮助了数学”。

26. 消费者主权、效用增益效率与人道问题 • “帕累托最优计划”是否可能，引起了关于“电脑乌托邦”的争论。 • 但这种设想最大的问题，与其说在于它不可行或行之无效率，不如说在于它不人道。它无论如何“科学”，也是排除了消费者主权或更广义的个人效用主权，把人当作完全划一、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作生产—消费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看待。例如，这种经济完全可以给一千个人配置出一千双鞋，不多一双，也不少一双。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它还可以通过精确计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都物尽其用。根据这一千双鞋所需要的材料安排皮革、橡胶等的供给，达到既不多也不少，所有经济环节环环紧扣、精确衔接。它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鞋穿——但唯独不考虑个人的喜好，它把消费者主权与效用原则排除在外，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 从理论上、从物质生产的效率来说，它可以做到最优化。但所谓“效率”不只是物质生产效率，更主要是讲效用增益效率，就是要满足人们主观福利偏好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经济就没有效率，至少远不如以个人效用主权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那么有效率。

27. “计划悖论” • “帕累托计划”至少比不能纠错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好，在这方面即便它是“乌托邦”，也是有益无害的乌托邦。 • 但是它不能解决自由偏好和效用最优化，根本地说即它不人道，在这方面它不如市场经济，即便它是非乌托邦的或可行的，也并不“理想”。 • 而最大的悖论在于：“帕累托计划经济”如果要转向市场经济，会比瞎胡闹的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难。这就是所谓“靴子悖论”。

28. 各种经济体制的区别

29. 3，“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中衰，向“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 3，“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中衰，向“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 • 1949年以前的资源委员会官僚和之后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与党派背景大异，但都是理性计划论者，崇尚福特主义、科学管理、计划均衡、专家治厂等科学主义信条。 • 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式浪漫主义乘势取代苏式理性主义，中共八大否定“一长制”，接着“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政工治厂、废弃均衡、五小三边、大轰大嗡，直到文革中的“运动经济”，一切计划管理几乎都被废除。

30. 1956 “八大” 开始大批“一长制”，中国工业从此恢复“政工治厂”。企业 “提倡算政治帐”，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直到酿成三年“人祸”。 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刘少奇、薄一等力争后拒绝列入“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抵制政工治厂的恶性发展。[2]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 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被说成“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3]终于导致文革中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31.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的矛盾除去个人因素外，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命令经济”与“理性计划经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政治经济学”与“计划科学”的区别。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的矛盾除去个人因素外，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命令经济”与“理性计划经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政治经济学”与“计划科学”的区别。

32. “反对修正主义” • 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 • 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 •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和“山、散、洞”政策，乃至基本建设中实行“三边主义”、“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

33. “鞍钢宪法”vs “马钢宪法” •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 其实质就是以“加强党的领导”来否定苏联“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 • 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对经济核算的要求， • 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与科学主义科层管理原则， • 而“两参一改三结合”按崔之元的说法就是反对“专业分工”。强调理性分工确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共同特征，崔之元谓之“福特主义”，亦无不可。从这个角度讲，“鞍钢宪法”的确既非市场经济亦非计划经济，它是反“福特主义”的——但反“福特主义”与所谓“后福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34. “政治经济学”vs“计划科学” •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是专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但计划经济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 十月革命后苏联盛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将随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此后只有“计划科学”。列宁时代就提出学习“泰勒制”与“福特制”。20年代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分析理论与30年代坎托罗维奇的最优化模型建构，分别为计划经济中的经济信息处理与系统最优化控制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长期受冷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被镇压，计划经济下无“政治经济学”而只有“计划科学”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是主流。 • 斯大林虽然指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954年，苏联才出版了包含“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这时斯大林已死，苏联也已在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靠“计划科学”完成了工业化。随着理性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命令经济成分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式微，数理经济学、尤其是坎托罗维奇所开创的“最优化计划”成为苏联理论经济学的主流。

35. “科学”的悖论 • 科学主义的过分扩张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压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会冲击中世纪式的“神性” 。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现代性取向，对掌权政客“反科学”的恣意妄为与瞎指挥深恶痛绝，往往容易发展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老一代数理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评“僵化的经济体制” 。[1]当时要求改革的新派经济学家都由他们构成，转轨后最狂热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也是前数理经济学家。 • 然而，又恰恰是被数理经济学高度“最优化”了的俄国计划经济，成为最难搞市场化转轨的经济体。于是有了所谓东欧拥有“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差的经济”这样一种奇怪的景观。

36.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体制经济的唯一理论形态。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体制经济的唯一理论形态。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

37. 表A 20年绩效比较（20年和平发展后与战前最高年份之比，%）： 表B 14年绩效比较（14年和平发展后与战前最高年份之比，%）： 表C 32年发展绩效（32年和平发展后与革命前最高年份之比，%）：

38. “命令经济”vs“半市场经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基础设施年均增长率(%)“命令经济”vs“半市场经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基础设施年均增长率(%) • 　　　　　　改革前时代　　　　 抗战前民国 • 1952-761957-761912-36 • 生铁　　　　　10.77.220.0 • 钢　　　　　　12.07.323.0 • 水泥　　　　　12.310.611.6 • 煤　　　　　　 8.67.17.0a • 纱　　　　　　 4.74.59.1 • 布　　　　　　 8.67.117.5 • 公路里程　　　 7.96.138.0b • 铁路里程　　　 2.92.93.3c • 工业产值　　　11.29.59.4

39. 民国年间中印工业发展对比 • 工业品 单位 印度1949年产量 中国民国年间 中国1949年产量 • 最高年产量（年份） • 原煤 万吨 3200 6200（1942） 3200 • 原油 万吨 25 32（1943） 12 • 发电量 亿度 49 60（1941） 43 • 钢 万吨 137 92（1943） 15.8 • 生铁 万吨 164 180（1943） 25 • 水泥 万吨 186 229（1942） 66 • 硫酸 万吨 10 18（1942） 4 • 纯碱 万吨 1.8 10.3 (1940) 8.8 • 烧碱 万吨 0.6 12 (1941) 1.5 • 纱 万吨 61.5 44.5 (1933) 32.7 • 布 亿米 34.6 27.9 (1936) 18.9 • 原盐 万吨 202 392 (1943) 299 • 糖 万吨 118 41（1936） 20 • 卷烟 万箱 44 236（1947） 160

40. 民国年间与1970年代中印工交经济发展对比 • 工业品 单位 印度1949年 中国民国年间 1970年产量 中国为印度的% • 产量 最高年产量 印度 中国 民国时期 1970年 1970年人均 • 原煤 万吨 3200 6200 7723 35400 193.8 458.4 294.7 • 原油 万吨 25 32 680.4 3065 128 450.5 289.7 • 石油加工 万吨 2330 2760 — 118 75.9 • 发电量 亿度 49 60 599.5 1159 122.4 193 124.1 • 其中核电 亿度 23.48 0 — 0 0 • 钢 万吨 137 92 641a 1223a 67 190.8 122.7 • 生铁 万吨 164 180 722 1706 109.8 236 151.7 • 塑料 万吨 9 17.6 — 195.6 125.8 • 水泥 万吨 186 229 1395.6 2575 123.1 184 118.3 • 硫酸 万吨 10 18 107.8 291.4 180 270.3 173.8 • 纯碱 万吨 1.8 10.3 44.6 107.7 572.2 241.5 155.3 • 烧碱 万吨 0.6 12 37.3 89.2 2000 239.1 153.7 • 乙烯 万吨 3.4b 0.51b — 15 9.6 • 纱 万吨 61.5 44.5 96 205.2 72.4 213.8 137.4 • 布 亿米 34.6 27.9 77b 82.1b 80.6 106.6 68.5 • 化纤 万吨 13.47 10.09 — 74.9 48.1 • 糖 万吨 118 41 463.4 135 34.7 29.1 18.7 • 原盐 万吨 202 392 556.8 1109 194.1 199.2 128.1 • 卷烟 万箱 44 236 126 783 536.4 621.4 399.5 • 汽车 万辆 8.79 8.72 — 99.2 63.8 • 家用电冰箱 千台 65 5.2 — 8 5.1 • 电风扇 万台 172[3] 137.8c — 79.6 51 • 铁路客车 辆 1036 576 — 55.6 35.7 • 铁路货车 辆 11975 13800 — 115.2 74 • 铁路货运 十亿吨公里 127.4 349.6 — 274.4 176 • 铁路客运 十亿人公里 118.3 71.8 — 60.7 39.0 • 铁路营业里程 公里 59800 41000 — 68.6 44.1 • 其中电气化 3700 300 — 8.1 5.2 • 公路里程 万公里 96 63.7 — 66.4 42.7 • 民航货运 万吨公里 9630 4000 — 41.5 26.7 • 民航客运 亿人公里 36 2 — 5.6 3.6

41. 民国年间可比14种产品中中国占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中有3项优势都转到中国。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明显快于印度。但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有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民国年间可比14种产品中中国占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中有3项优势都转到中国。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明显快于印度。但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有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

42. 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1]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2]尤其是高档轧材中国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1]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2]尤其是高档轧材中国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43. 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与世界农业之发展 1. 纵向比较：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状况

44. 2. 横向比较：中国、世界与印度 3. 改革前中国与印度农业发展的比较

45. 4，“整顿”转折：走出“无计划的命令经济”4，“整顿”转折：走出“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 邓说：改革其实1975年已开始，只是当时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但确是走出文革。“修正主义”（苏式计划）得势，市场因素继兴。与其说邓开创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恰恰否定了毛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得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或“中国式资本主义”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

46. 1975－1992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 • 1975－1978：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 • 1978－1984：农业开始市场化，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管理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 • 1984－1989：工业利改税、承包制；价格“闯关”；乡镇企业突破“拾遗补缺三不争”，农民开始非农化。 • 1989－1992：“西式资本主义”与“中式社会主义”先后争夺改革主导权，未遂。 • 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不付“科学计划”废弃的效率损失代价。 • 摆脱束缚但没有“保护”可失去，终止“负帕累托进程”自然导致帕累托进程。不付“非帕累托进程”的公平损失。

47. 中印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变化 按PPP计算的GDP（亿美元） •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 中国 2120 4140 8210 15200 30800 • 印度 2660 4410 6830 11700 17400 • GDP占世界比重（％） • 中国 2.78 3.16 4.57 5.63 8.87 • 印度 3.49 3.36 3.80 4.35 5.02

48. 中印经济长时段相关数据比较

49. 5，“南巡”转折：1992年至今的第二波经济改革，明确以废弃计划走向市场为方向。5，“南巡”转折：1992年至今的第二波经济改革，明确以废弃计划走向市场为方向。 • 80年代末“苏式社会主义加中式资本主义”矛盾日显，1989－2000年间先后受到西式资本主义与中式社会主义取向的抗争，至1992年排除这两者后，苏式计划成分也被边缘化，中式资本主义成为主流。其基本特点可以用“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铁腕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来概括。此改革使经济大有发展，但社会矛盾也趋于尖锐，潜藏若干变数。

50. 1992－2005 • 改革重新加速：1989年镇压创造了“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条件。 • 从“计主市辅”到“弃计转市”：走向“中式资本主义”。 • 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 先用国家权力“减员增效”，再以“就业优先”“置换”资产。 • “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征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