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野人讀書會演說活動 0909

香港野人讀書會演說活動0909 講題：　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作者：Timothy Brook（卜正民）

太祖開國　 • 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年至1398年），濠州鐘離（今安徽省鳳陽縣）人。 • 自少家貧，父母兄長早逝，不得已出家為僧。又因寺租欠收遭解散，淪為遊僧。 • 1352年（24歲）投郭子興紅巾軍，娶其養女，郭死後盡收其部。 • 1356年攻佔南京為根據地，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策略，穩步發展，先後吞併陳友諒、張士誠和方國珍等勢力，統一江南。

太祖開國 1368年（40歲），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國號明，年號洪武。同年大將徐達攻破大都（北京），順帝攜眷退至上都。次年，常如春與李文忠又克上都，順帝出走漠北，元亡。其後十數年，太祖多次出兵東征西討，平定各方割據勢力。

太祖治國三十年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第八十章

太祖治國三十年 自給自足，男耕女織，士農工商，各安其業。每縣建四個糧倉，用以平抑物價，賑濟災荒。全面普及里甲制度，攤派繇役，亙相監督，後與保甲制合一。強制移民，世守其地，無故離境者處死。移風易俗，統一衣著戴飾，又命禮部將柳宗元及韓愈的文章傳布國境，備作範文。

帝國之冬（前期商業與文化） 早期商人多因土地貧瘠，生活無依，被迫下海從事小本生意。商途險惡，當時的列女傳常提到她們做商人的丈夫死於交通事故。早期士人乾脆忽略商人的存在，在多幅四民各守其業的圖畫裡，往往只有士人和農民的存在。地方因「民多勤儉而力農，士尚氣節而務學」而受贊許。

帝國之冬（前期商業與文化） 上層士紳開始追逐奢侈品，導致膺品充斥。以白銀為主的貨幣經濟漸見雛形，下層文武官員紛紛要求以白銀代替現貨支付。朝廷的回應是關閉銀礦，減少白銀供應。最後．．．社會表面的寧靜假象被一場稱為「鄧茂七起義」所撕破。

帝國之春（中期商業與文化） 土木堡之變和奪門之之變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漸次衰退。土地作為經濟價值的基礎轉弱，商業貿易技巧和競爭意識比農業更具吸引力。為了增加稅收，「一條鞭法」開始成形。中央政府已不再關心幕後一切，只要求地方完成稅收定額。《大誥》所描繪的那種不自然的簡樸農村生活已不合時宜，官員百姓繼續記誦只為例行公事。

帝國之春（中期商業與文化） 地方官員擁有更大發揮空間，大興土木，造橋鋪路，修整河道，鼓勵貿易，以增加稅收。愈來愈多士人思考國家與市場的關係，翰林學士丘濬著有《大學衍義補》，對太祖時代的慣例提出質疑，並建議政府改革開放，實行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

帝國之春（中期商業與文化） 明朝已實際進入商業化時代，海陸貿易頻繁。但上層官員無視此現象，對商人及支持發展商業的官員加以打壓。士紳多把商人描繪為奸狡之徒，對失職的商業官員反而讚譽有嘉。流民增多，戶冊制度失效，朝廷難以掌握國情。

帝國之春（中期商業與文化） 丘濬提出廢除海禁後，使朝廷反對海上貿易的態度愈變強烈，兵部更把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圖全數焚毀。貿易競爭引起的衝突加劇，武裝貿易衍生後來的倭寇之亂。

帝國之春（明朝的男女） 史書中多提及男性，因其具備更多機會，如考取功名、殉難死節、作詩繪畫、行善布施等。相反，女性只有一種公共角色可使她們揚名立傳：就是在丈夫死選擇做不改嫁的「節婦」。「節婦」只能作為一類人被記錄，而作為一個人，卻被遺忘。

帝國之夏（明末百態） 貧富差距拉闊，在上層士紳、大地主、大商賈眼中，明朝後期是個文化繁盛、新思不斷、充滿歡愉的年代。但社會另一端卻是終日愁苦的窮人。出版業興起，成本大幅下降，各類書籍和消費指南大行其道。民間知識快速普及，藏書量大增，許多士紳均把家中書室命名為「萬卷樓」。

帝國之夏（明末百態） 民間私下翻印《邸報》，並加入囚區域性內容。官方驛站因財困而關閉，但民辦旅館和郵政服務卻其門如市。士紳階層熱衷遊歷，各式遊記指南充斥市面。女性無外出的自由，但進廟上香卻屬例外。

帝國之夏（明末百態） 明末的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出產的絲綢、綿織品、瓷器、茶葉等商品行銷全球。多個地區的農業生產以經濟作物為主，遇上天災人禍，糧食供給難以應付需求。

帝國之夏（士紳的矛盾） 士紳一向面享受社會繁榮帶來的享受，另一方面又對現象深惡痛絕。士紳愈加嚮往太祖治下的社會，不繼歌頌那個未曾出現的小國寡民。部分士紳藉捐款行善，安撫心中道德的指責，亦有學者為此建立理論基礎，試圖調和儒家與商業的矛盾。調和失敗，許多士紳的墓誌銘都強調墓地主人「貧不能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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